焰。或则他们糊里糊涂伤害或杀死一、二个人，适属于较级官吏的家族者，到此他们才会喊“小的该死，小的该死”然终于难免拿捉起来，于是押解给这个级官吏听凭他的裁判，有时吃打，有时收押监禁，不合乎法律与否。

像这样的特权是常常有动人的力的。那无疑即便是现代官吏，既已削去了外表的光荣，还是很不愿意放弃这特权。没有一个人享有这特权而不觉得窝心、不喜它的。不知怎样，那些民主主义者称呼现代官吏“公仆”实际上这二个字只让他们引用在通电里面，他们的内心固恶狠狠痛恨这个名辞。一九三四年发生一件案，有一个级官员的汽车夫不服从通信号，在一个闹转角冲过一条路，却还扯一支手枪打伤了一个警察的大拇指，因为这个警察想阻止他。这是他的官火的气焰！不差，特权总是好东西，而且它至今还是光芒万丈。

特权是以为平等的对照名辞，而官僚为民主主义的天然敌人。无论何时，只消官吏肯放弃他们的阶级特权，享受较少一些的行动自由，而肯上法答辩人家的纠弹，中国真可以一夜之间迅速转变成真正的共和政。可惜至今此时机犹未成熟也。因为倘若人民获享自由，那么官僚和军阀的自由将从何而来呢？倘若人民享有不可侵犯的民权，则军阀从何而得随意逮捕报馆编辑、封闭报馆，甚至砍戮人以疗自己的痛(张毅将军尝在著者本乡福建漳州过这件事。著者的敢于直指他的大名，因为他业已去世)。当人民敢于不敬他们的官长，或少年敢向父母反抗辩，我们将大喊“反了反了”这四个字的意思是天翻地覆，世界临到末日。

这意识是很地植于中国人的心坎中，其罪恶不只限于官僚，却是像榕树的盘四，延展可及数里之遥。又像榕树的盖，它向四面展其寒冷的影，掩蔽一切走到它树下来的人。吾们中国人不与此大榕树斗争，而却趋躲它的荫盖之下。吾们不会弹劾官吏，像国人;也不会焚烧富人屋宇，像布尔什维克党员。吾们只想权势人家的守门人，沾沾他们的官势的光。

五、社会阶级

清清楚楚，中国只有两个阶级，一个是衙门阶级，他们享有治外法权而不用领事裁判，享权的起源，远在欧洲人来华之前。其他是非衙门阶级，他们须付纳捐税而服从法律。说得尖刻一些，中国只有两阶级，上层才与下层才，二者彼此互有浮沉。托于乐观的命定观念，中国人服习这纲要很豁达而自然。其实中国并没有固定的社会阶级，只有不同家族之升降，依各家财产的兴败为准则。社会上有侥幸的衙门家族，及有运气欠佳的家族，他们的儿没有衙门为官作宰，他们的女儿没有嫁衙门世界，然各家族没有绝对的孤立的。由于通婚或由于谊往来，在中国任何家族中，不难觅得一个远房表亲，他认识张三少爷的教师先生，这位张三少爷的舅嫂是某一局员的大阿姨，这么牵丝攀藤的关系，逢到有事临，须对簿公的时候，极有用。

衙门家族，再可以用榕树来比喻:它的柢纠纷盘结，转辗旋绕，复向四周作扇形的辐。中国官僚社会可以比之于生在山巅的榕树。经过一番调整的作用之后，大家都在向日光的方面争取一席地，既已得之，则互相安静地过着日。有几棵站在机会比之别棵较优越的地位，他们都是彼此互相回护着的——中国有句俗语，叫“官官相护”普通平民可比之于泥土，所以培养这些树木，供给他们以营养质料，俾使之生长。如孟当其辩护君小人之别时所说:“无君，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又似《论语》上说:“齐景公问政于孔，孔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不，虽有粟，吾得而诸？’”如是，那些树木上承日光煦照，下接土地气之营养，因以发育繁滋。有些树木比较来得繁荣，它从泥土收较多，而人民坐在他们的荫蔽之下欣赏其茂密的绿叶者，不知此乃收土地之而荣发者。

唯官府老爷们则对此情形，固熟知其内容。那些候补知县闷坐在北京城里候缺的时候，心上牢牢记着，更不断互相讨论着某县缺，某县缺瘠。他们又把国家税收用文学的辞藻称为“民脂民膏”收括民脂民膏的本领是一科学，其妙而变化多端，可比之于有机化学。一个优良化学师能把甜菜炼成糖，更有本领的能从空气收氮素而制成料。中国官场的本领，比之毫无逊。

可取之为中国向无固定的阶级之分，没有所谓贵族政治。衙门阶级并非为永久的世袭制度，像欧洲封建地主的贵族政治那样;也不可以把它跟任何私人的党派相混合。中国未曾有任何家族足以自夸其祖先在过去五百年中能拱坐而，未尝一劳动其手足像法兰西的几个贵族或奥地利赫斯堡王族者，除掉一个惟一的例外，那便是孔的后裔，世袭衍圣公，的确在过去二千年中拱手未尝劳作。满族旗兵的孙，他们的祖先在一六四四年征服了中国，其后三百年中可以说真正拱手未尝劳作，而至今清社虽废，他们还是懒惰不肯作——这是指其大分而言。他们现成为社会学者最兴趣的研究问题的对象:且看一个阶级，受国家的扶养经过三百年之久将生何等后果？他们是中国的真正的有闲阶级，但他们又是惟一例外。介乎衙门与非衙门阶级之间，其实找不任何显著而固定的区分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