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半，这的见解其实是较为切近于真情。在西方，某科学家常沉迷于遗传的理想，另一则着于环境的意识，而每个人都固执地以其鸿博的学问与兴奋的戆竭力证明自己所持之学理为正确。东方人则可以不费十分心力，下一个模棱两可的判断。是以中国式的判断，可以立一个万应的公式:即“A是对的，B亦未尝错”

这样自自足的态度，有时可以挑怒一个讲逻辑的人，要问一问到底是怎样？讲情理的人常能保持平衡，而讲逻辑的人则丧失了平衡。倘有人谓中国绘画家可以像毕加索(Picasso)采取完全逻辑的观察，把一切绘画的对象简化到单纯的几何形，圆锥、平面、角、线条来构图，而把逻辑的学理运绘画，这样的理想在中国显然是不会实现的。吾们有一先天的脾气，不信任一切辩论，若为太完全的;又不信任一切学理，若是太逻辑的。对付此等学理上的逻辑怪想“常情”是最好最有效的消毒剂。罗素曾经很正确地指:“在艺术上，中国人竭力求细;在生活上，中国人竭力求合情理。”

崇拜此常情之结果，乃为思想上的厌恶一切过度的学理，德上的厌恶一切过度的行为。此态度之天然趋势，为产生“中庸之”它的意思实在相同于希腊的“不过分”的思想，中文意思适相同于摸deration的字为“中和”它的意义是“不过分而和谐”;相同于restraint的字为“节”字，意义是“克制至适宜之程度”《尚书》为中国记载政治公文最早之史籍，内载当尧禅位之时，劝告其继承者舜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孟赞汤说:“汤执中，立贤无方。”《中庸》上说:“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他的意义是谓他必须听取相反的两端议论，而给双方同样打一个对折的折扣。中庸之在中国人心中居极重要之位置，盖他们自名其国号曰“中国”有以见之。中国两字所包之意义，不止于地文上的印象，也显示一生活的轨范。中庸即为本质上合乎人情的“常轨”古代学者遵奉中庸之，自诩已发现一切哲学的最基本之真理，故曰:中者天下之正，庸者天下之定理。

中庸之覆被了一切，包藏了一切。它冲淡了所有学理的度，毁灭了所有宗教的意识。假定有一次一个儒教的老学究与一个佛教法师开一次辩论，这位大法师大概很能谈谈，他能够引许多材料以证明世上质的虚无与人生之徒然，这时候，老学究大概将简单地用他的实情而非逻辑的态度说:“倘令人人脱离家而遁迹空门，则世界上的一切国家与人民，将变成怎样情形呢？”此非逻辑而极切人情的态度，其本有一张的力。这个人生的标准不独反对佛教，抑亦反对一切宗教，一切学理。吾人势不复能致力于逻辑。实际，所有学理之得以成为学理，乃一思想，发育自创始者的心理作用。弗洛伊德神经学学理之内容实即为弗洛伊德(Freud)之化;而佛教学说之内容，乃佛陀之化。所有一切学理，不问弗洛伊德或佛陀的学说，都好像基于过度夸张的幻觉。人类的苦难，结婚以后生活之烦恼，满痛楚的叫化，病人的，此等景象与觉，在吾们普通人可谓随随忘;可是对于佛陀，则给予其的神经以有力之刺激，使他浮现涅槃的幻景。孔学说适与此相反，乃为普通人的宗教，普通人固不普于，否则整个世界将瓦解而分崩。

中庸的神在生活与知识各方面随都表现来。逻辑上，人都不应该结婚，实际上，人人要结婚，所以孔学说劝人结婚;逻辑上，一切人等都属平等，而实际则不然，故孔学说教人以尊敬尊长;逻辑上男女并无分别，而实际上却地位不同，故孔学说教人以男女有别。墨教人以“兼”杨朱教人以“为我”孟则两加排斥，却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以。孟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思则劝人取中和之。这三不同之方式，诚为极动人之比较。

专把问题来谈。德上有两相反的意见:一极端由佛教及喀尔文(Calvin)主义来代表，这一派认为是罪恶之极，故禁主义为其天然之结论。另一极端为自然主义，这一派推崇传力，现代有许多登男女是秘密的信徒。这两派意见的矛盾，惹起现代登青年所谓神的不安。像哈佛洛克？厄力斯(HavelockEills)，他在的问题上曾努力寻求纯洁而健全的见解以适应正常人类的情，他的见解显然转向希腊民族的意识方面，也就是人文主义的意见。至于孔学说所给予“”之地位，他认为这是完全正常的行为，不但如是，且为人与家族永续的重大关键。其实对于“”有最明晰之见解者，著者一生所遇，莫如《野叟曝言》。这是一本绝对孔教主义的小说。内容特着重于揭和尚的放狼生活。书中主角，为一孔教的超人，他奔走说合那些光杆土匪和土匪姑娘的婚姻，劝他们好好替祖宗延续胤嗣。此书与《金瓶梅》不同，《金瓶梅》专事描写狼妇，而《野叟曝言》中的男男女女是贞洁而合礼的人，结成模范夫妻。这本小说之所以被视为书，其惟一原因为作者把书中男女，有意之尴尬之环境。但是他的最大成果，确为婚姻与家族问题之可信的辩论，并发扬了母神。这一个对于“”的见解为孔教学说关于情之惟一表彰者，思在《中庸》中对于人类七情之意见，盖反覆申述“中和”以为教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