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足

到了中国的游历家，尤其是那些任的游历家，他们闯了外人踪迹罕至的内地，无不大吃一惊。那里的农民群众生活程度如此之低，却人人埋苦，他们盖兴奋而知足。就像在大饥荒的省份，如陕西，此知足神，普遍地广播遐迩，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而且陕西的农民也还有能莞尔而笑的。

现在有许多为局外人认为中国人民之痛苦者乃系衡以邪僻的欧生活标准之故耳。若衡以欧生活标准，殊无人能受幸福，除非少数阶级能住居于级的大公寓而自备一架无线电收音机者。这个标准假使是正当，那么1850年以前就未尝有幸福之人，而国之幸福人必尤多于威(Bavaria)，因为威地方很少回转轻便的理发椅，当然更少电链和电铃。但在中国的乡村里，这些设备可更少，虽然在极端欧化的上海，那些老式理发椅已经绝迹。其实这极老式理发椅才是货真价实的椅，而这些老式椅你倒可仍在敦的Kingswav和黎的Mrtroartre发现。照著者想来，一个人要坐还是坐一把名副其实的椅，要睡还是睡在名副其实的床上(而不是白昼应用的沙发)，这才觉得幸福些。一生活标准，倘使拿每天使用机械设备的次数来测量一个人的文明程度的那标准，一定是不可靠的标准。故许多所谓中国人知足之神秘，乃自西方人之幻觉耳。

然无论如何，倘把中国人和西洋人分门别类，一阶级归一阶级，之同一环境下，则中国人或许总是比西方人来得知足，那是不错的。此愉快而知足的神于智识阶级，也于非智识阶级，因为这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渗透结果。可以到北平去看看着劲儿而多闲话的洋车夫，他们一路开着玩笑，最好让同伴翻个斗，好叫他笑个痛快。或则可以上牯岭去看看气汗浃背抬你上山的轿夫;或则可以到四川去看看挽航船逆急而上行的拉纤夫，他所能获得以维持每天生活的微薄报酬，仅足敷一天两顿菲薄而满意的苦饭。照中国知足原理上的见解，倘能够吃一顿菲薄而安逸的苦饭，吃了下肚不致担什么心事，便是大大运气。中国有位学者说过:“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

知足又为“慈祥”“和气”的代名词，此等字到了旧历新年，大家用朱红笺写在通行的门联里，这是一半为谦和的箴训，一半为人类智慧，明代学者即以此意劝人“惜福”老有句格言，现已成为普遍禅，叫“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在文学里，这个意识常转化而为田园思想，为乐天主义，吾人可于诗及私人书翰中常遇此等情绪。著者暇时尝于明人尺牍选集中拣陆致其友人书一篇，颇足以代表此等情绪:

晚将有佳月，别画舫，载鼓同泛何如？昨致湖石数株，西堂添却一倍磊块新凉，能过我信宿留乎？兼制隐居冠服，待旦夕间命下，便作山中无事老人矣！

此情绪当其渗行的学者思想，使他们安居茅舍之中而乐天知命。

人类的幸福是脆弱的，因为“神”老是嫉妒人类的幸福。幸福问题因而是人生不可捉摸的问题。人类对于一切文化与质步虽尽了全力，幸福问题毕竟值得人类一切智慧的最大关心以谋解决。中国人竭尽了他们的常识，下过最大毅力以谋求此幸福。好像功利主义之信徒，他们常心于幸福问题，胜于质步问题。

罗素夫人曾聪慧地指:“快乐的权利”在西方是一个被遗忘了的权利，从前到现在，一向未有人注意及之;西方人的心灵常被次一等的权利观念所支着，他们注意于国家预算的表决权，宣战投票权，和被逮捕时应受审讯的私权。可是中国人从未想到逮捕时应受审讯的权利，而一意关心着快乐的幸福，这快乐不是贫穷也不是屈辱所能剥夺他们的。欧人的理幸福问题常取积极的态度，而中国人常取消极的态度，所以幸福问题最后可以收缩为个人的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