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卒车裂殉。秦始皇用李斯学说，造一严明的法治，得行于羌夷势力的秦国，军事政制，纪纲整饬，秦以富，但是到了秦而有天下，要把这法治制度行于中国百姓，便于二、三十年中全盘失败。万里长城，非始皇的法令筑不起来，但是长城虽筑起来，却已下他亡国的祸苗了。这些都是中国人恶法治，法治在中国失败的明证，因为绳法不能徇情，徇情则无以立法。所以儒家唱尚贤之，而易以人治，人治则情理并用，恩法兼施，有经有权，凡事可以“通”、“接洽”、“讨情”、“敷衍”虽然远不及西洋的法治制度，但是因为这人治，适宜于好放任自由个人主义的中国民族，而合于中国人文主义的理论，所以二千年一直沿用下来，至于今日，这通、接洽、讨情、敷衍，还是实行法治的最大障碍。

但是这人文主义虽然使中国不能演西方式的法治制度，在另一方面却产一比较和平容忍的文化，在这文化之下，个发展比较自由，而西方文化的发展与武力侵略，比较受中和的理所抑制。这文化是和平的，因为理的发达与好勇斗狠是不相容。好讲理的人，即不好诉之武力，凡事趋于妥洽，其弊在怯。中国互相纷争时，每以“不讲理”责对方，盖默认凡受教育之人都应讲理。虽然有时请讲理者是为拳小之故。英国公学，学生就有决斗的习惯，胜者得意，负者以后只好谦让一，俨然承认权即公理，此中国人所最难了解者。即决斗之后，中外亦有不同，西人总是来的脆，行其素来彻底主义，中国人却不然，因为理过于发达，打败的军人，不但不枭首示众，反由胜者由国帑中支十万圆买等舱位将败者放洋游历，并给以相当名目。不是调查卫生，便是考察教育，此为欧西各国所必无的事。所以如此者，正因理发达之军人知天好还，世事沧桑，胜者留后日合作的地步。败者亦自忍辱负重，预游历归来亲善携手的打算，若此的事理通达，若此的心气和平，固世界绝无而仅有也。所以少知书识字的中国人，认为凡锋芒太，或对敌方“不留余地”者为欠涵养，谓之不祥。

所以凡尔赛条约，依中国士人的光看来便是欠涵养。法人今日之所以坐卧不安时作恶梦者，正因定凡尔赛条约时没有中国人的明理之故。

但是我也须指，中国人的讲理，与希腊人之“温和明达”（sweetnessandlight”）及西方任何民不同。中国人之理，并没有那么神化，只是庸见之崇拜（religionofcom摸n-sense）而已。自然曾参之中庸与亚里斯多德之中庸，立旨大同小异。但是希腊的思想风格与西欧的思想风格极端相类似，而中国的思想却与希腊的思想大不相同。希腊人的思想是逻辑的、分析的、中国人的思想是直觉的、组合的。庸见之崇拜，与逻辑理论极不相容，其真觉思想，颇与玄近似。直觉向来称为女人的专利，是否因为女短于理论，不得而知。女直觉是否可靠，也是疑问，不然何以还有多数老年的从前贵妇还在蒙地卜罗赌场上摸摸袋里一二法郎，碰碰造化？但是中国人思想与女，尚有其他相同之。女人善谋自存，中国人亦然。女人实际主义，中国人亦然。女人有论人不论事的逻辑，中国人亦然。比方有一位虫鱼学教授，由女人介绍起来，不是虫鱼学教授，却是从前我在纽约时死在印度的哈利逊上校的外甥。同样的中国的推事脑中的法律，并不是一象的法制，而是行之于某黄上校或某郭军长的未决的疑问。所以遇见法律不幸与黄上校冲突时总是法律吃亏。女人见法律与她的夫婿冲突时，也是多半叫法律吃亏。

在欧洲各国中，我认为英国与中国民最近，如相信庸见，讲求实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