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哲学始终限于行为的理问题，鬼神之事，若有若无，简直不值得研究，形而上学的哑谜，更是不屑过问。孔早有未知生焉知死之名言，诚以生之未能，遑论及死。

我此次居留纽约，曾有津毕业之一位教师质问我，谓最近天文学说推测，经过几百万年之后太渐减，地球上生必歼灭无遗，如此岂非使我们益发到灵魂不朽之重要；我告诉他，老实说我个人一也不着急。如果地球能不再存在五十万年，我个人已经十分满足。人类生活若能再生存五十万年，已经仅够我们享用，其余都是形而上学无谓的烦恼。况且一人的灵魂可以生存五十万年，尚且不肯休，未免夜郎自大。所以津毕业生之焦虑，实足代表日耳曼族心，犹如个人之置五十万年外事于不顾，亦足代表中国人的心。所以我们可以断言，中国人不会好的基督徒，要基督徒便应人教友派（Quakers），因为教友派的理，纯以力行为发，一切教条虚文，尽行废除。如废洗礼、废教士制等。佛教之渐行中国，结果最大的影响，还是宋儒修的理学。

人文主义的发端，在于明理。所谓明理，非仅指理论之理，乃情理之理，以情与理相调和。情理二字与理论不同，情理是容忍的、执中的、凭常识的、论实际的，与英文com摸nsense义与作用极近。理率是求彻底的、趋极端的，凭专家学识的、尚理想的。讲情理者，其归结就是中庸之。此庸字虽解为“不易”实即与com摸nsense之com摸n原义相同。中庸之，实即庸人之，学者专家所失，庸人每得之。执理论者必趋一端，而离实际，庸人即不然，凭直觉以断事之是非。事理本是连续的、整个的，一经逻辑家之分析，乃成断片的，分甲乙丙丁等方面，而事理之是非已失其固有之面目。惟庸人综观一切而下以评判，虽不中，已去实际不远。

中庸之即以明理为发端，所以绝对没有玄学彩，不像西洋基督教把整个学以一段神话为基矗（创世纪第一章记始祖亚当吃苹果犯罪，以致人类于万劫不复，故有耶稣钉十字架赎罪之必要。假使亚当当日不吃苹果，人类即不堕落，人类无罪，赎之谓何，耶稣降世，可一切推翻，是全耶稣教义基础，系于一粒苹果之有无。保罗神学之论理基础如此，不亦危乎？）人文主义的理想在于养成通达事理之士人。凡事以近情理为目的，故贵中和而恶偏倚，恶执一、恶狡猾、亚极端理论。罗素曾言：“中国人于术上力求细腻，生活上，力求近情”“Inarttheyaimatbeingexquiste，andinlifeatbeingreasonab1e”（见论东西文明之比较一文。）在英文，所谓dobereasonable即等于“毋苛求”、“毋迫人太甚”对人说“你也得近情些”即说“忽为已甚”所以近情，即承认人之常情，每多弱，推己及人，则凡事宽刷容忍，而易趋于妥洽。妥洽就是中廉，尧训舜“允执其中”孟曰“汤执中”礼记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用白话解释就是这边听听，那边听听，结果打个对折，如此则一切一贯的理论都谈不到。

譬如父亲要送儿大学，不知津好，还是剑桥好，结果送他到伯明罕。

所以儿由敦发，车过不烈来，不肯东转剑桥，也不肯西转津，便只好一直向北坐到伯明罕。那条伯明罕的路，便是中庸之大。虽然讲学不如津与剑桥，却可免伤津剑桥的双方好。明这条中庸主义的作用，就可以明中国历年来政治及一切改革的历史。季文三思而后行，孔评以再斯可矣，也正是这个中和的意思，再三思维，便要想人非非，可见中国人，连用脑都不肯过度。故如西洋作家，每喜立一说，而以此一说解释一切事实。

例如亨利第八之娶西班牙特琳公主，Fde说全于政治作用，BishopCreightoon偏说全于的动机。实则依庸人评判，打个对折，两动机都有，大概较符实际。又如犯人行凶，西方学者，唱遗传论者，则谓都是先天不是；唱环境论者，又谓一切都是后天不是，在我们庸人的光，打个对折，岂非简简单单先天后天责任要各负一半？中国学者则小有此极端的论调。如Picasso（毕加索）拿Cezanne（尚）一句本来有理的话，说一切都是三角形、圆锥形、立方所并成，而把这句话推至极端，创造立画一派，在中国人是万不会有的。因为这样推类至尽，便是欠庸见（com摸ns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