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房地产的知识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法律知识，我觉得应该找一个大律师来接手我们的房地产项目，因为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几乎全是扯打官司的事。顺达公司的房地产项目几乎没有一个是自己开发的，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开发房地产的专门人才和足够耐心，要是从批地设计报建开始，那么一个项目得要多长时间？这在当年房地产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顺达公司的全房地产项目都是在1992年底至1993年初那段时期从别人手里接过来的，有些已经又卖去了，有些没有来得及卖去在自己的手中，还有的虽然已经卖去了，但下家并没有付足全款，现在我们找下家要钱，下家不肯付了，或者是本没钱付了，不但没钱付，还要求我们退钱，因为他们挑这些项目中的许多病。另外有些项目恰好相反，比如红城湖国际大厦，是我们从上家手里买过来的，刚付了首期就赶上银缩，中国的房地产一泻千里，海南更是首当其冲，剩下的大当然是不能再付了，于是对方就天天来找我们讨钱，我们是肯定不会再付的，事实上本就付不起，这个项目与我们手里其他项目一样，原本就准备炒一把，如果有下家接手，并且下家付给我们钱，我们当然就会付给上家，现在没找到下家，我们没有账，哪来账？于是就扯，就说他这个项目有问题，手续不全，等等等等，不打官司能解决吗？

在扯打官司的过程中又扯一些新的问题。有些项目确实是对方败诉了，法院裁定对方应该退钱给我们，但在退多少的问题上，对方又咬当初给回扣的问题。比如有个小项目我们实际只付了500万，经法院调解他们如数退给我们500万，利息就免了，但对方却说最多只能退450万，因为他们当初事实上只收到450万，另50万作为回扣返还给我们了。这下问题复杂了。不仅复杂了，而且大了，不好是要抓人的！

遇到这事我这个开发经理就没法理了，前任开发负责人早已不知去向，于是我只好向总裁如实汇报。总裁听后也很重视，暗示我不要对别人说，特别是不要对杨老板说，一切由他面理。他理的结果是最后对方只退回现金400万元，外加两辆走私旧车，账面上算是退回500万，其实在我看来这个"500万"还不如对方开价的450万，两辆旧走私车其实连50万都不值，怎么能抵100万现金？我觉得很奇怪，甚至怀疑那50万回扣是不是与总裁也有瓜葛，但我没说，没证据，不能凭怀疑就说，再说总裁对我不错，这件案完了之后他还专门对我行了奖励，奖励我为公司追回了损失，并认为我很有培养前途，于是将我调离原岗位，不让我再理房地产遗留问题了，派我去学习，参加一个由海南省改办举办的企业份制改造培训班。我很兴，公司钱给我提供学习最新知识的机会我还不兴呀？况且本次学习班有赴香港考察学习的机会，我兴极了。

事实上，不当初总裁派我去学习的动机是什么，但结果对我是有利的，不仅让我躲过了房地产扯官司那一大堆七八糟的事，另外还让我第一次正式接到资本运营的理论与实践，真正是受益非浅。后来，正是因为那次培训班的见识，使我在杨老板的资本运营作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并从杨东升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资本运作的思路与经验，为我以后在中国的资本市场拥有立锥之地奠定了基础。后来我之所以能够上市公司的心门担任要害职位，事实上都与这次学习班有关。1987年，在我已经离开顺风公司多年并上市公司之后，我在《圳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讲述了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明确提"债转"的概念，《经济学报》转载这篇文章并专门就此开展讨论，有人认为正是我的那篇文章拉开了中国国有企业大规模债转的序幕。这些当然是过奖，但业内人士普遍认同我是学金的却是不争的事实。他们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是五的，他们没人不信，为此，我还认识了不少当行长的"校友"，为后来在金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