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它的盟友德国。苏联同样没有打算遵守中立条约。1945年8月8日，苏联宣布废除该条约，对日宣战，很快就兵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几乎不堪一击。

日本没有攻苏联，因为它似乎找到了一个更好的目标，转而南下东南亚，提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决心去挑战另一个国国。日、之间的战略冲突激化。为了弥补自己在军事、工业和资源方面的大劣势，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想先下手为，消灭国有生力量，迫使国讲和。这是一个灾难的战略错误。当时，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弱于日本。但是两国工业的大差距是无法弥补的。在1941年夏天国对日本实施全面贸易禁运之前，日本80%的石油依靠国，参见《剑桥图战争史》，300页。1937年，国的机动车产量是日本的481倍。1940年，国的钢产量是日本的8？9倍，电力是19？8倍。从1941到1944年，国的军火生产增加了9？1倍，日本只增加了3？1倍（见《战略缔造》，474-477页）。日本的工业基础不仅比国差很多，也比它原来要攻击的苏联差很多。例如，1937年日本的机动车产量只有苏联的1/20。至少同样重要的是，国是一个资源大国，而日本的战略资源都依赖。1940年，国在日本的中占有36%的份额。其中，石油为总的3/4（或75%，与上引《剑桥图战争史》的数字略有），铁为80%，棉35%，机械2/3，铜占90%（大江志乃夫：《统帅权》，日本评论社，1983年，转引自《真相》278页）。由此可见，没有来自国的资，日本本不可能维持战争。虽然国把作战重放在大西洋，但仅在半年之间，太平洋海战就现了不利于日本的逆转。

优秀的军事指挥官可以弥补国家战略的不足，同时也会加战略欠缺带来的灾难，因为他们的能力可以使有缺陷的“战略”走得更远。对日本来说，偷袭珍珠港是一场的战役。如果日本偷袭失败，国人一定会很满意，不再过多追究。日本也许不会失去整个战争，至少不会遭受原弹轰炸，可能还会保留在此前半个世纪获得的某些侵略成果。

李宗仁对日本决策者“志大才疏”的批评在一些学者那里得到了印证。他们通过研究得了相似的结论。赫伯特？比克斯揭示，裕仁天皇对日本发动战争负有直接的、重大的责任，虽然他逃脱了惩罚，却是第一号战犯。在多年爬梳整理第一手资料后，比克斯把战争的责任归给裕仁天皇。他发现裕仁有一个“固的习惯，即，往往只追求程序或战术细节，有时却忽略了重大的问题，对于最统帅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习惯”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304页，新华版社，2004年。

在二战后期，受国政府委派，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帮助国了解敌人的格，制定对日政策。她的《与刀》受到广泛推崇。她从“孝”的角度分析说：

日本的孝和中国的不一样，其范围不包括几百年前的祖先世系，也不包括所衍生的庞大宗族…日本所重视的孝对象，只限于（现存后代）记忆中的祖先；他们注重的是现时现地。许多专著都论述到，日本人缺乏象思辨和构想非现实形象的兴趣。与中国相比，日本人的孝观恰好印证了这论。他们这观的最大、最重要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孝义务限于现存者之间。《与刀》，85-86页。

如果战略光只盯在当前的现实，就不可能投很远。没有战略，国家就没有目标。在快速变化的、动的时代，没有目标的国家是危险的。国家不应该永远摸着石过河。

本尼迪克特说的“许多专著”应该包括日本人自己的著作。思想家中江兆民在《一年有余》（1901年）中写：日本“至今没有哲学”“没有哲学的人民，不论什么事情，都没有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于浅薄；没有独创的哲学就降低一个国家的品格和地位。”《一年有余》畅销了20多万册“没有哲学”的命题在当时的日本引起很大争论。“哲学”西周（1829-1897）首先把philosophy翻译为“哲学”中国也沿用了他的翻译。是一个新概念，同时，日本还没有走因西方文化冲击所产生的自卑。因此，中江的话未免有些偏激。诋毁传统的劲很快抵达中国，似乎非除旧不能布新。1911年，西田几多郎发表《善的研究》，试图把佛教哲学和西方哲学联系起来。日本学界通常把这一年当作本土哲学的肇始之年。西田的方法是在两个不同哲学传统之间加减法，他似乎不能在一个源中创新。儒、释、等思想传日本之后，日本学者更侧重发展其世俗作用，而不是象思维。这不足阻碍战略文化的形成，很难在短期内弥补。

虽然不能确定西田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不幸的是，在1920年代之后，他的哲学被当作日本军事扩张的理论依据。同时，德国历史哲学中受到纳粹赞赏的分也被介绍到日本。一般说来，极端专制国家很难产生理论创新，专制者却一定会利用前人或他人的成果来为自己服务。西田的理论有重的形而上学。他的书发行量很大，但还不足于动摇日本人的思维定式。只有武士而缺少象思维能力，正合“有勇无谋”一词。国家战略属于“象思辨”的范畴，以对历史教训和未来趋势及目标的把握为特征。如果目光只限于“现时现地”和“现存者”那就既不能善待历史，不能展望未来，也不能理解其他人民。这是日本漠视它对邻国所犯罪行的层原因，不利于日本拓展战略空间。

日本缺乏战略，从制度层面上说，是因为没有能够制定战略的政治家。一位经济学家说：

在日本人中，可以说找不到合乎条件的政治家，那些被认为是政治家者不外乎围绕政治活动应付日常事务的政客之，战前的日本可以勉地充作政治家的是一些辅佐天皇政治的政治技术员。因为他们在政治活动中的决策意识来自天皇。…现在许多国家认为日本的政治家不足以称为政治家，这评价已经形成共识。森岛通夫：《透视日本：兴与衰的怪圈》，245-246页，中国财政经济版社，2000年。

在1980年代，日本经济如日中天，国威胁。因此，国对日本的研究了一个新的阶段，现了关于对日关系的激烈辩论。那一段时间国表现的绝望和痛苦，超过了国今天对中国的警惕。虽然那时苏联还没有解，但日本更让国人担心他们的霸主地位。这场辩论产生了一批从新角度审视日本的著作，它们的作者被称为日本学的“修正主义者”国人发现，在战后经他们一手塑造的日本政，和他们想象的大不相同。卡尔？凡？沃尔福兰有言：“（日本）通产省、大藏省、日本民主、日本‘私营门’都是与这些标签向国人所显示的完全不同的制度。”《可调和的分歧？》，卡尔？凡？沃尔福兰，《国家利益》1993年秋季号。沃尔福兰是长期生活在日本的荷兰人。他把日本称为“astatelessnation”——无国家的民族。这是他的一本书的副标题。自1989年版以来，《日本权力之谜：无国家民族中的人民和政治》已经成为西方日本学的一本经典著作。沃尔福兰并不是说，日本人是一个失去了故国的民族，像以列复国之前的犹太人。State指政。他是说“没有个人或集团得到授权，可以对日本所有机构都有约束力的决定，形成全国努力的一分”《再论日本难题》，沃尔福兰，《外》1990秋季号。沃尔福兰是较早提日本欠缺国家战略的学者之一，也是很有影响的研究日本的学者。中曾康弘接受了他的观，在自己的书中开宗明义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