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是也。”但是，秦穆公所霸的是西戎，并非中原，而且“秦穆公僻远，不与中国会盟”（《史记·齐太公世家》）宋国不是大国，宋襄公确实企图称霸，却没有成功。因此本书不采用赵岐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地理特：他们的国家都不在中原心区，却又都与中原毗邻。地理是他们取得霸主地位的主要原因。

越国在今浙江东，国都在会稽（今浙江绍兴），与中原距离较远，似乎是一个例外。其实不然。楚、吴、越是秋时期长江域的三个主要国家，不在当时的主文化区。公元前584年，晋国遣使到吴国，教给吴国乘车战阵之法，让吴国背叛楚国。这一年是吴国和中原诸国之间的官方最早往。越国比吴国的位置更偏。起初，越国的作战目标主要是吴国和楚国，势力限于长江下游，与中原无涉。吴王阖闾（前515－前496在位）称霸，占领过楚国国都郢（今湖北江陵）。后来，吴王阖闾攻打越国时战败，受伤而死。其夫差为父报仇，把越国打得大败。越国只能屈辱求和。越王勾践（前497－前465在位）“卧薪尝胆”最后挥军包围吴国国都（今江苏苏州）。围城三年之后，于公元前473年灭掉吴国。在破吴前一年，越国才第一次与中原国家有正式的来往，向鲁国派遣了使节。越王勾践获得了吴国的领土，与中原有了直接的地理联系，于是向周贡。周元王封勾践为伯（霸）。越国把吴国原来侵占的土地归还给楚、宋和鲁等国，同时成为这些国家的邻国。宋和鲁都在中原的心区。由此可见，越国称霸时，它已经是与中原接壤的边缘国家，就像五霸中的其他四国一样。荀说：

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綦明，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非本政教也，非致隆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心也。乡方略，审劳佚，谨蓄积，修战备，齺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当。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荀·王霸》。五伯即五霸。“齺（zu）然”牙齿上下咬合，引申为上下相应。“殆”使危险。“略信”取信。

荀锐地看到，五霸都是“僻陋之国”即偏僻陋之国。“僻陋”有地理位置偏僻和文化落后两层义。成就五霸事业的基础不仅是“信立”至少同样重要的是，它们都是“僻陋之国”因为“僻”不会四面受到包围，有稳固的后方，也有扩张的余地；因为“陋”不会受到中原文明过多的拘束，可以推行大胆的改革，所以在制度和技术上反而是先的，能够有效行军事和社会动员。荀的“五霸”不包括秦国，但与五霸之国相比，秦国更为僻陋。秦国和中原之间隔着郩山和函谷关，与晋之间有黄河，尽很多时候晋国的领土延伸到黄河以西。

五霸崛起，除了地理优势之外还有文化的原因。荀调“信”上引信陵君说秦国“贪戾好利无信”可知秦国在国际中是没有信用的。但秦国的霸业比五霸更大，最后一统天下。可见“信”的使用也是有限度的。对于“文明”荀和由余持大致相同的批评观。由余的批评，不仅远早于“五四运动”甚至远在孔生之前。孔生前并不得志，因为他的思想不符合当时的各国激烈竞争的状况。孔不是一个独创的思想家，他是一位继承者、一位教育家。孔的理想最符合一个稳定的、统一的社会，经过改造后也符合专制制度。

荀评论的是秋五霸。到了战国时期，这边缘国家盛的形势也没有大的变化。除了秦国之外，最盛的还有楚、赵、齐、燕，它们都是边缘国家。弱小的是鲁、卫、宋、魏、韩、东周、西周，它们都是地中原心区的国家。晋国原来是一个大国，是秦国的劲敌。晋国不仅阻挡秦国的东，还对秦国构成很大的威胁。晋国一分为三之后，给秦国留下了极大的活动空间，秦可以在东方一试手。如果晋没有分裂，秦成为大国的路就会艰难很多。三家分晋之后，它们的领土彼此错，就像苏联解后中亚国家在费尔纳盆地的土地一样。为了讨伐对方，韩、赵两国都曾向魏借。地中原心区的魏国四面受敌，终于衰落下去。

魏惠王的无奈

自周定王十六年（公元前591年）以后，晋国的权力旁落，落魏、赵、韩三家大夫手中。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周王承认了晋国已经分裂近200年的现实，命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司光把这一年作为《资治通鉴》的起始年代。他认为，周威烈王承认篡权的大夫，把他们提为诸侯，这就坏了“君臣之礼”“臣光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