粹时期与早期苏俄许多思想家、艺术文学家与科学家，多以、法等富发达国度为依栖。只要现实环境许可，他们念念不忘希望回到母亲的国土，托斯·曼是一例。索尔仁尼琴不情愿地在国自由享受了比他的同胞好上百倍的亡岁月，但在苏联解不久，他便回去拥抱他苦难的人民。

被“放逐”者受世人的同情与崇敬，而“自我放逐”者更可赞歌颂。真正的“自我放逐”大概只有三：一是个人追求某崇的志业不见容于本国社会，无可奈何逃离故土，远走异乡，继续奋斗。另一是有于人类社会的不公与残缺，对苦难者抱持非常的同情心，在使命与牺牲奉献的忱驱使下，抛弃原有的优裕，到最痛苦无助的地方去默默从事拯救灵魂、济助的工作。此两“自我放逐”于自愿奉献，当然更值得钦敬。

此外，如果一个有成就、有贡献的人，因为后来对他所归属的现实社会非常失望，但其志趣与所能不在改造社会的工作上，于是飘然远引，另觅桃源，不再过问世事，离群索居，以求自我完善。这大概可算是“自我放逐”的第三。即是在前面两苦卓绝之外，超逸自适的一派。因其人之杰，志行之洁，与世无名利之争，也令人钦佩。

若非上述，老实说本不能以“放逐”或“自我放逐”来鱼目混珠。

半世纪以来，吾族中人为了避祸、生存、安宁、发展、造、事业、致富等等不同动机，通过不同途径，奔或移居外国者，人数为历史上所空前。人往“佳”走，无可非议。尤其在此地球村的当代，异国通婚，移民易籍，非常平常。良禽择木而栖，何况聪明透的人类。弃贫陋而慕富，厌落后而趋先，舍忧患而求安乐，也是人之常。不过，我们许多成为外国人的“中国人”（其实只能说是“华裔”）有些不寻常。比如说有所谓“侨选立委”既为外国人，却仍可当本国民意代表，参与国政决策。每逢选举，海外华裔外国人争相表态支持或反对某党某人，这不啻外国人政。这些华裔外国人回国，或称“侨领”或为“旅、旅欧学人”他们自己与本国人都忘了他们“外国客人”的分，而且好像是更“档”的“中国人”他们回来指指，声音都特别响亮。平心而论，在外国造学有所成而归化外籍的这些“前同胞”其智能平均而言，确比国内芸芸众生优秀；他们对本土某些贡献不应忽视而应谢；他们对本国社会、文化的批评也常令人折服。不过，有一个问题他们不大肯面对。那就是：本民族最优秀的人都厌弃落后与忧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怎能先安乐得起来？他们既不肯在本国土地上与本国人民一起努力，既了外国人，除了像文化中外国专家嘉惠落后国家那样的往来之外，其他的“利益”又岂能伸手攫取而毫无自疚？但是我们多的是这占两便宜的“级华人”

既选择各方面最好的国家去认同，又不肯与世无争，常常回来档的“中国人”名利双收，来往尽是本国的名显要，到有掌声相随，就因为许多羡慕的神争睹先文化的中文“译本”但是，中国人的苦难不是“译本”所能解除。而当本土灾难的时候“译本”又将还原为先国的“文本”放逐者的行列里从来没有这样的明与“档”自称“放逐”那是笑话。

“我托斯·曼人在哪儿，德国就在哪儿。”我们不禁要想：中国人的灵魂都在外国先文化的“译本”那儿吗？这些“译本”代表着中国人的良心忍受着“放逐”的煎熬吗？

我要学龙应台的名作标题（她有《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文）对所有的中国人说：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争气！兄弟之间还要制造民族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