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面对无边无际不见底的虚无。

可是，书写本不就是一个抵抗的姿势？如果不是为了肯定自我，怎么会有屈原的《离》？如果不是为了保存记忆，怎么会有张岱的《石匮书》？如果不是为了拒绝失忆，白先勇怎么会写《永远的尹云艳》？如果不是为了克服失语，叶石涛怎么会活到今天写《台湾文学史纲》？大陆的大墙文学、伤痕文学的作者们，哪一个不是当年消沉困顿、岌岌于渊边缘的放逐者？

有的人在放逐中步履踉跄退到孤独的边缘，起先沉默，而后失语，最后失忆，忘了自己也被世界遗忘。有的人却因为抵抗失忆而找到新的中心，或者，给予边缘新的诠释，使边缘本成为一目的。不是升起或堕落，放逐，迫使一个人赤地、毫无退路地面对他的生命本质。它加重了灵魂的重量，使你沉——如果你没先被那个重量压倒的话。

不，我说错了；放逐可以将你的灵魂彻底地空，使你轻得找不到自己，那才是生命里不可承受的轻…

译本

我？

我没什么好抱怨的。我是说，路上络绎不绝那么多命运坎坷的放逐者，我不敢抱怨。著作，我有；读者，我有，时不时还收到远方的来信，来自大陆或台湾，来自国或新加坡，总是和我同属一个文化氛围的中文读者。我不必对着镜和自己日渐苍白的影练习说话。

可是啊，我也是一株向日葵，贫血的脸孔朝着东方，太升起的地方。走遍千山万，看见黄浦江却觉得心得特别快。认识整个世界，和台北的朋友相濡以沫觉却特别温。我清楚地知，在这里，我是边缘——柏林围墙倒了，苏联帝国垮了——又怎么样呢？我是那彻底的旁观者。可是，在十万八千里外的那里，我是中心：事件震动我，我震动人群，人群影响我，我影响事件。那是一澎湃汹涌激回旋的狼，我可以一卷去，与时代肆意地撞击。

于是我不断地回去。

台北人在各式各样极度致或者故作野的餐厅里吃饭。吃饭就免不了要谈政治，谈的多半不是世界局势，而是台北政局，更贴切一，是台北政争。一个模棱两可的手势，一句分辨不清的耳语，一个暗地里的小动作，在岛上都有膨胀发的重要。人们笼罩在政治的大网下，切、激动。

我站在街，看见木棉从树梢落下“噗”一声打在柏油路面。这是汽车横冲直撞的大路，腾腾着油味的引擎轰轰响着，我竟然听见了木棉掉落在地上的声音。或许我以为我听见了？穿过路，走向大安公园。一个游行的队伍正横过路，摇旗呐喊着；旗被几辆庞大的公车遮住，看不清上的字。大安公园的人行上着一矮矮的木，显然是接木的品，同一株木上竟然开着蓝与白，看起来异样地丽，却也透着一令人不安的矛盾。我蹲下来，细细地看着那纤巧的。游行队伍走到哪里去了？竟然没注意。

走在蓝白小相间的人行上。一个人走着，没碰见熟人，也没被碰见。鞋跟在红砖路上清脆地敲着。走着走着，怎么一孤单的、边缘的觉，那么熟悉地，从心底浮了上来，跟着我一直走到路的尽。

难说，放逐久了，即使原本也只能是一个隐晦的译本？

杯吧，托玛斯·曼！

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