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与龙应台不同，上海人似乎并不关切两平等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实际生活的需要比理论上的考虑来得重要。就如一位女读者所说“上海的男人也比较识时务，但识的并不是‘男女当平等’的妇运理。虽然他们个个说男女平等是应当的，在上海本不是什么问题，而是‘经济是基础’的理…既然老婆也就业挣钱的，而且是‘同工同酬’！一定要老婆烧饭这句话就不太好说了。”（胡妍）

另外有些读者则把上海男的务实视为求生存的一谋略：

“上海不少把‘怕老婆’挂在嘴上，或装作‘怕老婆’的男，实际上是并不怕老婆的，这只是他们在夫妻关系中的一善意的‘谋略’…”（陆寿钧）

“上海男人的这‘谋略’倒确是让女人给熏陶来的…上海的男在全球范围来说，是最辛苦的。他们要在家中充当一个很不容易的角，这使得这些男在夹中练就了一生存、斡旋的本领…有‘谋略’的上海男人，毕竟是有风度的。”（王战华）

“上海男人的生命哲学是尽可能地礼让生活上的细节来满足他们的所者，从而为自己换取更广大的事业的思考空间——而这，不就正是上海男人的明之？”（吴正）

最令我到惊奇的是，这些有关“上海男人”的言论好像是在描写与我结婚三十年了的丈夫。现在我才知，原来我嫁了个“上海男人”对我来说“上海男人”已成为一普遍的“好男人”类型，它不再受限于上海或任何一个地区。据我个人的观察，这样的男人确是最务实的人；他看见他的女人比自己还忙，就心甘情愿地帮忙家事，因为他知这是建立和睦家的最佳秘方。这样的男人有时或许会显得太认真或顽固地追求完，但绝不是“小男人”他们下厨，有时是为了造就女人，有时是为了个人的兴趣，但无论如何，家事绝对不会抹煞了他们的大丈夫气概。

这样的“上海男人”基本上是采取了老的“柔弱胜刚”的哲学。与一般所谓的“大男人”不同，他们拥有极的生活智慧，也切了解“知其雄，守其雌”的刻理。他们知，婚姻生活比纯粹的情要复杂得多；成功的婚姻在于日常生活中两之间的合作与妥协，它需要无比的耐力与怀。虽说他们无意在家中取得“权力”但由于他们凡事照顾对方的“权利”、凡事以温柔忍耐的态度照顾对方，结果反而取得了左右整个家的主权。老所谓“将夺之，必固与之”乃是这个理。我始终认为“权力”是极其微妙的——愈是以的手段急取得它，愈是得不到。反之，若以虚心和“为天下谿”的神来对付一切，则权力自然会到手。

“上海男人”的复杂乃在于他有“以柔胜刚”而获取权力的本领。若把这样的男人看成“小男人”则是一严重的文化误解。我想这也是令龙应台极其不安的地方。尤其在别关系上，中国的新女往往有意无意地扭曲了“两平等”的意义；她们常常以咄咄人的方式，企图取得控制对方的“权力”结果是，她们不但没有得到真正的平等，反而在争取女权的层次上，一直站在原地上，甚至退了步。这或许是由于多年来阶级斗争所造成的影响，也可能是对现代西方的权利概念的误解。

龙应台的“不安”促使了我对中国女权运动的重新关注，而她所提的“文化误解观”更发了我对文化问题的反思。其实“误解”有时比轻易的“了解”还要来得刻，因为“误解”常常显示个别文化的不同价值观。如何从误解到了解，如何促使不同文化之间的——这也正是我多年来研究思的重。

很巧，不久前龙应台在北大演讲“文化的误解”这一主题时，我正在北京。当天晚间我与朋友提早一小时抵达北大，因恐临时找不到座位。谁知会场早已挤满了人，连会场的都走不去。最后幸而有人领我们爬到“外国来宾席”上，才勉能坐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