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不同的反应。西方听众的大致反应是：“上海男人真好，真先。”

是怎么样的文章会引起如此矛盾而众说纷纭的反应？就如一位读者所说“读龙应台，让人世，让人痛楚、激动，想和人争吵”（李泓冰：（龙应台与周国平》）。在她最近的散文集《我的不安》（台北：时报文化版公司，1997）中，我倒得到了一个结论，那就是：龙应台是个充满了“不安”的文化批评者，因此她也会带给读者各各样的“不安”

就是这字里行间的“不安”带给《啊，上海男人！》一文的挑战与复杂。实际上该文是称赞上海男人贴太太，而且从买菜、烧饭、洗碗到洗衣，什么都：

“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而不觉得自己懦弱”

然而，另一方面，读者却从上下文中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大男人主义”的影：作者再三调，这样百依百顺的“上海男人”常是被女人“待”的男人，是被控制的小男人。文中引用了一位二十五岁的上海小的话：“长得像个弯豆芽，下了班提一条带鱼回家煮饭，这就是上海男人。我要找北方人，有大男人气概。我就是愿意个小女人嘛！”

尽龙应台本人不一定赞同这位“小女人”的观，但她那倾向于不主观判断的笔法使得上海读者将作者和文中的女角混为一谈了。许多上海男人觉得受了侮辱。但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喜从事心理“研究”的读者就利用这个机会开始分析起龙应台的心理状况了。我认为，在许多读者反应的文章中，尤以这心理分析最引人注目。例如，在《捧不起的“上海男人”》一文中，沈善增把龙文说成是一篇“缠绵悱侧的祭文”祭的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男形象。他以为，在理论上龙应台从上海男人的上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男，但在情上她又嫌这样的男人不够“男气”；所以，龙应台其实“无意开罪上海男人，她与之过不去的是那个长久盘踞在她心理想男人的偶像”换言之，沈君以为龙应台的内心充满了一矛盾的失落。另一方面，吴正在他的《理解上海男人》一文中，分析龙应台之所以“误解”上海男人的原因：

“当然，我们是不能对龙女士提如此的理解要求的，因为正如她自己所说，她是个台湾女人，且还在欧俄菲什么的生活了多年。待到她发现了这个形如‘弯豆芽’的‘可’的上海男人一族时，她已是两个孩的母亲啦。于是，对那个‘弯’字之中所可能蕴藏着一怎么样的韧与张力。她便也永久失去了可以在共同生活之中加以全面观察刻会的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