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面最大的旗和几片最人的草坪都是属于黛西-费伊家的。她刚刚十八岁，比我大两岁，是路易斯维尔所有小中最风的一个。她穿的是白衣服，开的是一辆白小跑车，她家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泰勒营那些兴奋的青年军官一个个都要求那天晚上独占她的全时间。“至少，给一个钟吧！”

那天早上我从她家门对面路过时，她的白跑车停在路边，她跟一位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中尉同坐在车上。他们俩彼此全神贯注，一直到我走到五步之内她才看见我。

“哈罗，乔丹，”她其不意地喊“请你过来。”

她要跟我说话，我觉得很光彩，因为在所有年纪比我大的女孩当中，我最崇拜的就是她。她问我是否到红十字会去绷带。我说是的。那么，可否请我告诉他们说这天她不能来了？黛西说话的时候，那位军官盯住她看，每一个姑娘都望人家有时会用这神态来看自己。因为我觉得那非常浪漫，所以我后来一直记得这个情节。他的名字叫杰伊-盖茨比，从那以后一隔四年多，我一直没再见过他——就连我在长岛遇到他以后，我也不知原来就是同一个人。

那是一九一七年。到了第二年，我自己也有了几个男朋友，同时我开始参加比赛，因此我就不常见到黛西。她来往的是一帮比我年纪稍大一的朋友——如果她还跟任何人来往的话。关于她的荒唐谣言到传播——说什么有一个冬天夜晚她母亲发现她在收抬行装，准备到纽约去跟一个正要到海外去的军人告别。家里人有效地阻止了她，可是事后她有好几个星期不跟家里人讲话。从那以后她就不再跟军人一起玩了，只跟城里几个本不能参军的平脚近视的青年人来往。

等到第二年秋天，她又活跃起来，和以前一样活跃。停战以后她参加了一次初社界的舞会，据说二月里她跟新奥尔良市来的一个人订了婚。六月里她就跟芝加哥的汤姆-布坎农结了婚，婚礼之隆重豪华是路易斯维尔前所未闻的。他和一百位客人乘了四节包车一同南来，在莫尔赫饭店租了整个一层楼，在婚礼的前一天他送了她一串估计值三十五万元的珍珠。

我是伴娘之一。在举行婚礼前夕送别新娘的宴会之前半个小时，我走她的屋，发现她躺在床上，穿着绣的衣裳，像那个六月的夜晚一样地，像猴一样喝得烂醉。她一手拿着一瓶白酒，一手着一封信。

“恭…喜我，”她混不清地咕哝着说“从来没喝过酒，啊，今天喝得可真痛快。”

“怎么回事，黛西？”

我吓坏了。真的，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女孩醉成这副模样。

“喏，心肝宝贝。”她在拿到床上的字纸篓里摸了一会，掏了那串珍珠“把这个拿下楼去，是谁的东西就还给谁。告诉大家，黛西改变主意了。就说‘黛西改变主意了！’”

她哭了起来——她哭了又哭。我跑去，找到她母亲的贴女佣人，然后我们锁上了门，让她洗个冷澡。她死死住那封信不放。她把信带到澡盆里去，成淋淋的一团，直到她看见它碎得像雪一样，才让我拿过去放在皂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