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这场好戏唱下去。我照样刷我的牙。梳我的发。费尽力气，忍住不让我要自然的狞笑爆发来。

事实上笑面人活在世界上的合法裔并非只有我一个。俱乐里有二十五个科曼切人，也就是说有二十五个笑面人的合法裔——我们全都心怀鬼胎、隐姓埋名地游在全市各个角落，打量着一个个开电梯的工人，认定他们是潜在的最大敌人，向那些受的矮脚獚犬耳朵里轻声去一个个用嘴角发却是很熟练的命令，还用中指在数学老师们的前额上遥画珠。同时一直在等待，等待大好机会到来让我们大显手，使得边的那些凡夫俗心中又怕又敬。

科曼切人球季刚开始不久后，2月里的一个下午，我在酋长的客车里见到一件新的装备。在挡风玻璃上方后视镜有一个小镜框，里面是张学士方帽披学士袍的姑娘的照片。在我看来，一张女孩的照片跟客车里纯属男汉的气氛很不谐调，于是便愣愣脑地问酋长这妞儿是谁。他先是支吾了阵，最后承认说这是个姑娘。我问她叫什么名字。酋长又很不情愿地说叫“玛丽?赫德森”我又问她是不是演过电影什么的。他说不是的，她以前在韦尔斯利学院，念书。他想了好一会儿之后，又加了句，说韦尔斯利可是家非常贵族化的学校。我又追问，不过，他为什么要把她的照片挂在客车里呢。他略微耸了耸肩膀，我觉那意思仿佛说，这照片多多少少是栽到他这儿来的。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这张照片不它是还是偶然栽到酋长这儿米的——并没有从汽车里摘下来。它没有跟印有贝贝-鲁思像的包装纸和掉下来的甘草糖屑一起被清扫去。反倒是我们科曼切人对它逐渐习惯了。它一像只时速表一样，丝毫不招人注意了。

可是有一天，就在我们去公园的路上，酋长让汽车在六十大路的第五大街的人行边停了下来，那儿离我们的球场还是是有半英里路。约摸二十位后座驾驶员同时开，要求作解释，可是酋长却不予理睬。相反，他脆转过坐下，提前开讲“笑面人”的一个新段。不过，他还没讲几句就有人拍打车门。那天酋长的反应真是调到速挡上了。他简直就是呼地转过，一下扭开车门把手，接着一个穿海狸大衣的姑娘登上了车。

我不假思索就能记起，我一生之中只遇到三个女孩，使我一看到就烈地觉她们有无法归类的惊人的。第一位是个穿黑泳衣的材纤秀的女孩，1936年光景，她在琼斯海滩上费好大的事想撑起一把橘黄的遮伞。第二个是1939年在一条加勒比海游艇上的一个姑娘，她将自己的打火机朝一只鼠海豚扔去。而第三个就是酋长的这位女朋友玛丽?赫德森了。

“我到得太迟了吧？”她问酋长，对着他笑的。

她还小如问她是不是长得太丑了呢。”没有！”酋长说.他有鲁地朝他座位边上那几个科曼切人盯看，示意那排人往后退退。玛丽?赫德森在我和另一个男孩之间坐下，那男孩叫埃德加什么的，他叔叔的铁哥们是个私酒贩。我们为她让开了世界上尽可能多的地方。接着车莫名其妙地、很业余平地朝前猛地一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