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几乎没有，即便在《读书丛刊》上月刊登谢里霍夫①的文章，也不过是据泰耶尔②的原著编写的一些空泛之论，对我们穷乡僻壤毫无实际用。在它们的“启示”之下，居然有两、三个人起试验来，但初试手便洋相，结果一无所获。失败的原因，自然首先应当归咎于试验者的全然无知，但一分原因还在于他们没有耐心和毅力，而没有耐心和毅力又正是缺乏教育的典型特征。他们以为，一经试验便应当有立竿见影的良好效果，可是事与愿违，于是，伴随失败而来的便是于事无补的滔滔不绝的辱骂，而原先引起试验的兴致也就立即烟消云散，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①谢里霍夫曾在、读书丛刊，杂志上发表一系列论述农业问题的文章，维护地主利益；因此地主们将他的文章视为指南。

②泰耶尔（1753-1828），德国农学家，以、土壤耕作和施问题的著作闻名。他的《农业基础》一书于一八三○年译成俄文版。

后来，在农解放期间，也重演过类似的试验。几乎没有一个地主不自命为农业的主人，结果白白地浪费了赎金贷款，丢下祖传的老窠很快地逃走了。现在应该怎样评价这件事，我说不好，但是单就地产、甚至是大量的地产不再集中于一个阶层而分散于各人等手中这一，即足以说明，旧式领主分并不是那么有力、那么训练有素，以致在土地问题这个关系他们生死存亡的问题上，他们也保不住自己的统治权。

国际政治问题是一无所知的。只有几订了《莫斯科新闻》的人家，还能在客人面前搬几条诸如某王妃产男或产女一名、某王狩猎时堕摔伤一之类的无聊新闻。但是因为这些新闻来得很晚，所以讲到这里往往要加上一句：“现在他那条大概已经好了吧！”然后转到别的同样是迟到的新闻上去。他们了稍多的时间谈论当时西班牙的卡洛斯派和克里斯廷娜派之间发生的血腥混战①，但是，他们不知它的起因何在，却要瞎费功夫去胡猜它的意义。他们认为法兰西是个伤风败德的渊薮，并且断言法国佬吃田②。他们英国人叫商人和怪，数落他们的趣闻轶事，比如，某一个英国人和人家打赌，说他可以整年不吃饭，单靠砂糖就能活命，等等。他们对德国人的态度比较宽厚，不过也总要找补一句作为修正：“俄国人认为好的东西，德国人准认为不好。”他们的全国际政治知识仅限于这些简单的言和评语。

①卡洛斯派与克里斯廷娜派之争；是西班牙历史上一场著名的争夺王位的内讧（1833-1840）；一派是以斐迪南国王（1808-1833）之弟唐-卡洛斯为首的反动派，一派是以克里斯廷娜王后为首的自由派。

②俄国人不吃田（青蛙），认为吃田的人是野蛮的；其实法国人也并不吃田。

讲到俄罗斯，他们说这是个地大博的国，但是关于祖国这个观念，即关于一与自己的孙孙血相连、同呼、共生存的东西的观念，他们就未必十分清楚。他们往往把国和执行政府乃至上司的命令混为一谈。任何“非议”政府和上司的言论是被禁止的，甚至对于贪污受贿的行为，他们也不以为恶，反倒认为这是隐晦的事实，应当善加利用。一切争执和纠纷都可以通过这条途径求得解决，因此，如果没有了它，天知他们会不会为此而到惋惜。至于别的越了上司的命令和指示范围的一切事，他们一概漠然视之。日常生活，以及在生活中形成的各礼仪、传说和丰富的诗意，不仅得不到关心，反而成了“有伤大雅的”俗的东西。他们甚至在农大众当中拼命消灭生活中的这迹象，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迹象对于绝对从的制度是有害的，而绝对服从又是唯一承认地主的权威、符合地主利益的制度。在实行劳役制的田庄上，节日和平常日没有任何差别，在那些“模范”地主家里，家们连唱歌的权利也受到取缔。当然也有例外，但诸如家乐队、家歌咏队之类的活动不过是供人娱乐的玩艺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