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重新看见夏洛特，但是，这中间过去了多少年？往事的温柔的光线，黑夜前黄昏淡淡的玫瑰红，而太早就落山了！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敦

《革命论》——它的影响——诗人勒米埃尔的侄儿的来信

人们(首先是我)常常将生活比作一座山，我们从一边上去，在另一边下来。也可以将它比作阿尔卑斯山，山光秃秃的，覆盖着冰雪，看不见背面。照后一形象，旅行者老是往上爬，不再下来；这样，他对走过的空间和小路看得更加清楚；这些小路不是他选择的，但他沿着这些小路爬上平缓的山坡。他怀着遗憾和痛苦注视他开始迷路的地。因此，应该说，《革命论》的版是我偏离平静的路、将我引歧途的第一步。我写完我给自己确定的大工程的第一分；写下这分的最后一个字时，我在死的念(我又生病了)和梦已完的觉之间：“Insomnisvenitimagocenjugis”①。《革命论》是在贝利印刷厂印的，一七九一年在黛博夫版社版。这个日期标志我人生的转变。有时候，我们的命运或者屈服于社会，或者屈从于格，或者开始让我们承担我们应该承担的角，突然偏离它原来的路线，像一条河突然弯曲而改变方向一样。

①拉丁文，引自《埃涅阿斯纪》：“她丈夫的影在她梦中现。”

《革命论》概述了我作为诗人、理学家、政论家和政治家的一生。说我希望这作品取得大成功——至少在我可能希望达到的范围内，这是不在话下的。我们这些作家，奇迹般的世纪奇才，我们拥有和未来人民保持沟通的抱负；但是，我认为，我们不知后代住在什么地方，我们写错了他们的地址。当我们躺倒在坟墓里的时候，死亡将把我们写的或唱的话冻结得非常僵，以致它们不会像蒙田的“冻结的”话那样解。

《革命论》应当成为历史百科全书。版的第一卷已经是相当庞大的研究工作；续集已经完稿；接踵而来的，除了编年史作者的研究成果和注释，还有诗人的短小诗篇，《纳奇兹人》等。直到今天，我还几乎无法理解，在我到狼的、遭遇那么多挫折的职业生涯当中，我怎么能够从事如此规模的研究。年轻时，我常常坐下来，一气写十二个小时到十五个小时，连桌也不离开，反复涂改和重写一页文字。年迈未能使我失去这埋苦的能力。今天，我的外函件全由我自己起草，而且这些工作毫不影响我的文学创作。

《革命论》在亡者当中引起轰动。这作品同我的患难朋友的情是矛盾的；我在我的各职位上表现的独立总是伤害与我同路的那些人。我担任过不同军队的首领，而士兵们并不属于我自己的党派。我率领保皇党去争取民众自由，尤其是他们所厌恶的新闻自由；我以同样的自由的名义，将自由党人集合在他们憎恶的波旁王朝的旗之下。有时，亡者的舆论于虚荣心，依附于我这个人：英文的《杂志》以赞扬的气谈论我，《拥护者》则充满溢之词。

我将《革命论》寄给拉阿尔普、然格内和德萨勒。勒米埃尔，同姓诗人的侄儿，格雷①的诗作的翻译者，一七九七年七月十五日从黎给我来信，说我的《革命论》取得大成功。肯定的是，如果说《革命论》一时有些名气，但它很快被人遗忘了：一个突然现的影吞没了我的荣耀的最初光芒。

①格雷(ThomasGray，一七一六—一七七一)：英国诗人。

由于我几乎成了名人，上层亡分在敦寻找我。我一条条街往前走。首先，我离开霍尔鲍尔—托特汉考路。搬到汉姆斯底德路。在那里，我在奥拉里夫人家中待了几个月。她是一位尔兰寡妇，有一个十四岁的漂亮女儿，特别喜猫。我们被共同的好联系在一起，但不幸的是，两只可的小雌猫死了。那两只猫白得像白鼬，只有尾是黑的。

在奥拉里夫人家中，一些邻居老太太常来喝茶。我不得不照传统习惯陪伴她们。斯塔尔夫人在《埃杰蒙夫人家中的科琳娜》中描绘过这场面：“我亲的，你是否认为可以冲茶吗？”“我亲的，我想还要等一会儿吧。”

经常参加这晚会的还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尔兰姑娘，玛丽？尼尔；她材大，由一个保护人陪同。她在我的目光发现伤，因为她对我说：“youcarryyourheartinasling？(你把你的心当作肩带佩在上)”我不知我是怎样披心迹的。

奥拉里夫人动到都柏林去了。这样，我又离开穷困亡分聚集的地区，逐渐搬到西富裕亡分的居住地，生活在主教、朝臣和提尼克岛的民者当中。

佩尔迪埃又回到我边；他轻率地结了婚；他仍然，到帮助人，同邻居的钱打、而不是同邻居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