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完。殡那天，程砚秋服重孝，抚棺痛哭。人家算了一笔账，罗瘿公自病至死，费金过万元。而程本人决不提一个钱字。这事儿，搁在士大夫上都很难到，一个艺人到了。难怪康有为作诗，赞程砚秋为“义伶”

念恩师之逝，程砚秋布衣素服，辍演月余，每忆往事，即为之泫然。遂作《忆瘿公师》五言诗：

明月似诗魂，见月不见人。

回想伤心话，时时泪满襟。

西山虽在望，独坐叹良辰。

供影亲奠酒，聊以尽我心。

恩义实难忘，对月倍伤神。

罗瘿公去世后，每当程砚秋外演戏，行前数日必先往罗墓凭吊；演毕返京，亦去墓前。逢罗忌日，则必去祭奠。二十余年从未疏懒。1943年4月5日，程砚秋携二（永源、永江）为罗瘿公扫墓。三人早8时乘西直门火车至黄村下车，步行三里始抵墓地四平台幻住园。他见墓地松木牌坊上的铁钉被去很多，异常伤。“光景蹉跎，人消磨。昔日西湖，今日南柯。”回到家中，他在日记里提笔写：“有两家人代为看坟者在，尚且如此。再过数年，我不在了，无人祭扫，想此定变成荒原了。”

往尤见人情濡沫与君风仪。世事无常，他有常。

【程党·知】

那时的小报把围在程砚秋边捧他、帮他的人，叫程党。但凡有个“党”字，便觉庸俗，亦有宗派之嫌。这里，我以“程党”标题无非是想说一个事实：即无论梅兰芳还是程砚秋，他们的艺术成就，一方面来自本人，另一方面也借助于许多人的帮助。像罗瘿公、袁伯夔（名士，湖南湘潭人，民国初建曾任印铸局局长）等人合力共助程砚秋，几乎是达到了忘我的境界。罗瘿公去世后，李煜瀛（字石曾，官宦，河北人，留学法国的生学家，同盟会成员，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北京大学教授，中法大学董事长，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是支持程砚秋的一个重要人。在民国十九年（1930），他联手程砚秋创办南京戏曲音乐学院，附设戏曲专科学校。这个专科学校就设在崇文门外木厂胡同56号，男女兼收，学校持到1941年。李煜瀛瞅着梅兰芳1930年飘洋过海到国演，风光无限，赞誉无数。便也动了心思，为程砚秋的国张罗起来。1932年1月1日，程砚秋登报启事：正式宣布更名“艳秋”为“砚秋”“砚田勤耕秋为收”他以农人开垦之砚田自喻，而不再以“艳”示人。14日，即赴欧洲考察戏剧。显然，程砚秋是为赴欧而改名换字。这一年的9月，李煜瀛赴日内瓦席国联文化合作年会，并以中国教育考察团团长名义，参加在法国召开的世界新教育会的第六次大会。他把程砚秋列为中国教育考察团团员。

另一个鼎力协助程砚秋的重要人，则是1949年以后成为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浙江杭州人，1903年中癸卯科二甲第三十八名士，授翰林院编修。29岁东渡日本，东京政法大学专攻政法科。回国后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创办杭州第一个女学堂，创办《白话报》和上海合众图书馆）。他的作用对于中后期的程砚秋来说，几乎超过了所有的人。如何为人，怎样世，陈叔通都能到指导。有几件小事，给我的印象至。比如罗瘿公去世后，有人觉得程砚秋可能也快要不行了。大幕已落，世味已薄，程砚秋到王瑶卿家竟也到了丝丝凉意。这时的陈叔通致函（1930年2月11日）明确地说：“新戏多编，弟意有时仍须请教瑶卿，不可对他太冷淡。”同年程砚秋到上海演，陈叔通活像罗瘿公转世，隔三差五地写信“远程教育”当听说戏的小生姜妙香与程“掰”了，即在11月24日信里说：“兄以人格论是第一等人，但世则非迁就三分不可。”两天后，又补寄一函，说：“妙香已见报，但是不可怒，不可懊丧，须韧渡过去…但妙香亦不可就此决裂，天下事要看得透，还要大度包举。再弟尚有一语，兄所得之钱乃血汗得来，票不可买，不可，银号即利厚不可贪，弟意存中国与兴业两行均可，千万！千万！此中事我较明白，决可负责。还有一件事，曾写信与仲荪先生，即年龄关系气息似弱，况以唱为生涯，不知有向来熟悉之医否，姑与一商，每日试服黄芪、红枣加陈，我四十年前为讲师试服有效，冬令更宜，分量宁少，试验再看，有外即停止…”读着这样的信函，我心里都乎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