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问题不解决，还提什么革命化！”

平素讲究吃喝与穿的演员，哪一个不想多挣多。怎么一下说变就变了？我想，这渴望“脱胎换骨”又惟恐不得的痛苦要求。对老于世故的艺人来说，未尝不可看作是一自我克制、自我警戒和自我保护。要想平静地生活吗？就必须顺从、顺势。形势比人，有几个不随波逐？何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作权利只给那些受到官方认可与赞许的人。谁顺从得好，谁就会受到重用。舞台就是名利场，哪个演员不想被重用？于是，大家玩着相互亵渎、自我作践的游戏。

汇演结束，连良觉得自己有责任对现代戏说几句心里话。他请吴晓铃先生代笔，发表了题为《挂席应教集众功》的文章。其大意是说：艺术从来就是一极缓、极慢的东西，像石钟一般地一一滴而成。即使演现代戏，戏曲演员也要重视基本功和艺术技巧。在表演上由于失去了髯，袖，帽翅等辅助手段，演员表演现代人可能更需要过技术和全面功夫。一个戏曲演员写文章，已属不易。谁知引来的，是上边更多的不满。剧团党支以书信方式向北京市宣传了汇报和分析。他们认为连良“绝不谈生活，改造人生观和思想情…也没有把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个前提说上。这，本来也是（连良）的真貌。我们大家都是早有察觉的。在《杜鹃山》排练之初，我们组织全创作人员选读讲解几篇选上的有关文章，那时，他就说过：‘谁的主意？读这些嘛？念多少（选），演不好戏，还是演不好！’以后在小会上他也明白地说：‘有基本功才能演好现代戏。’他这观，当然是有代表的。张君秋、裘盛戎也都是这看法的。不他们嘴里说得多么漂亮，我们是有有据才这样断定的。问题是，这样的文章发表去，批不批？驳不驳？应该明确。至于吴晓铃这位先生，为人代笔，却寻隙觅，表现自己。舞文墨之余，却也暴了自己的观。如此闲逸、帮衬，却不以党的文艺方针为要、为纲。只图表现自己，却人不影…实在风格不。更重要的是观不对，一派旧文风。值此改造人、重新组织革命队伍之际，这些现象实在应该引起重视。”——连良、张君秋、裘盛戎以及吴晓铃先生，当然是看不到这封信的。今天翻这样的信来读，仍有着不忍言说的慨。这些都是名演员，也是被中共统战门列为一等的统战对象。但经过短暂的几年，以专政为特的权力对他们也无一例外地使了它的一贯行径。其实，连良、张君秋、裘盛戎以及吴晓铃无非是想通过个人的力量，显示并维护着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神。但对于那些度政治化的脑袋，艺人文人对文学艺术的忠贞，常被看作是对革命政治的消极抵抗，并依据“非革命即反革命”的逻辑行批评和批判。

这一年的11月，连良要求退中国民主同盟。

艰难悲世路，憔悴年华。1966年6月4日，北京京剧团在一所学校演现代戏《年年有余》。张君秋扮演一个农村妇女队队长。连良化好装后，一般都要“衣——”“啊——”地吊吊嗓。这次，他不吊了。却连喊了两、三声“完啦！”“完啦！”这让站在一旁的程派演员王秋非常奇怪。后来才知：那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京剧《海瑞上疏》（由周信芳主演）是大毒草的批判文章。心细如发的连良知这个消息，一定联想到自己主演的京剧《海瑞罢官》，预到厄运的来临。果然上得台去，他就表现心事重重的样。第二天上午，北京京剧团就有人在中和剧场给连良贴大字报。6月4日的演，从此成为绝响。

他很快病倒，住医院。痊愈后，人就拄上了拐杖。这也应了梨园行的那句老话：人演戏不老，不演戏才老。

提起《海瑞罢官》这个戏，要追述到1959年的季。泽东针对“浮夸风”在一次会议上，讲要提倡海瑞敢讲真话的神。据泽东的讲话神，胡乔木找了吴晗，认为他是明史专家，对海瑞很有研究，应该写几篇关于海瑞的文章发表。那时的吴晗是有名的左派，他也是愿意这样的合。于是，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两篇介绍文章，以为呼应。一批人跟，顿时成了一。这时连良正在给自己找好剧本，对海瑞也动了心。一者他与海瑞同是回族，二者年轻时演过一叫《五彩舆》的戏。戏里，他扮演海瑞。1958年，连良重排此剧，更名为《大红袍》。足见其对海瑞的。连良读了论述海瑞的文章，便打算请吴副市长专门给自己写个海瑞戏。

没过两天，民盟开会，两人碰到一起。连良对吴晗说：“您是大史学家，熟悉中国古代历史，能不能给我们团写一历史戏？我自己也正缺剧本哪！”

吴晗很兴，说：“我倒是想搞一个海瑞的戏。不过，我是个门外汉，从来也没有写过戏，怕写不好。”

吴晗想写海瑞？连良大喜过望：“您就大胆写吧！您写好了，我演。您没写过戏，不要，您是大文学家，还写不了剧本？真有过不去的地方，我们来改。”【10】

很快，吴晗拿了剧本初稿，剧团领导认为不错。为了搞得更好，开了几次专家座谈会。梅兰芳也被请了来。一片赞扬之后，又提修改意见。有霸气的吴晗表现得非常谦虚和认真。七易其稿，于1960年年底剧本定稿，排练。

连良的创造表演，使演大获成功。喜形于的吴晗在报纸上撰文，称自己这个戏剧门外汉终于“破门而”了。只懂演戏、不懂政治的连良和不懂演戏、却懂政治的吴晗，哪里知正是这个《海瑞罢官》给自己惹了灭门亡命之祸。

1966年，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夏季，红卫兵运动骤然兴起。北京开始“破四旧”抄家，打砸抢。人本不完，善与恶的距离，也只隔一步。一个小提琴家曾说：“每人的心里都有两琴弦，一是天使的琴弦，一是鬼的琴弦。”我想，泽东在其发动的运动里，无不是用手拨动着鬼琴弦，使平素隐藏着的残忍本能，在至权威的怂恿下得以释放。况且群行为，又总是能将它发挥得淋漓尽致。应该说，从拆城墙到破四旧，我们这个政权一直把彻底摧毁一个破败的文明，当作最明确的任务，并由无意识的群来完成。难怪有个西方人讲：“创造和领导着文明的，历来就是少数知识贵族而不是群。群只有大的破坏力。”【11】

啼鴂声，天地无。连良的家被红卫兵洗劫一空，他多年收藏的古董、字画、以及所有的摆设、玩意儿都砸碎在地。刹那之间，以传统文化材料构筑的、既过于神也过于质的安乐世界，灰飞烟灭，不复存在。当辖该地段的派所王所长闻讯赶到家的时候，只见大门敞开，一拨一拨的红卫兵都赶来抄东西。整座四合院面目全非，地上全是残碎片，唯独不见了人。所长急了，东找西寻。终于，从他家厕所里找到了人。连良坐于地，面灰如土，穿的白衬衫全被撕破，脸上、上都是伤。想到昔日舞台上的连良，是何等的清秀俊逸——这个好戏曲的所长，心痛如刀割。他也豁去了，当着满院的红卫兵，搀扶着连良回到自己的卧室，躺下。四下里踅摸，可连被也找不到一条。所长顺手扯下一副墨绿丝绒窗帘，给连良盖上。尖风急雨，残杯冷炙。什么时候都能有一副闲定自在样的连良，再也没有了自在闲定。舞台上能把不同的时代糅到一块的他，永远不能把自己下的这个时代。

“离店房逃至在天涯路外，我好比丧家犬好不悲哀。”这是连良在京剧《秋笔》里的两句唱，唱腔是二黄闷帘导板接回龙。在疾风骤雨的气氛中，惶急的主人公化装更名，由差官陪同，向远逃亡。在这里，连良的演唱、派、脸上、上、台步、手里、脚底下，全是戏。不拘一格，纵横如意。每演至此，掌声四起。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有一天，在家中却成了丧家之犬，且无路可逃。传统社会里的人，是一大学问。连良也因娴熟于人际往，而见儒雅风。但此刻的他，已然明白：今后无须人，因为自己连个人的样都没有了。不仅他是这样，所有的名艺人也都是这样（除了八个样板戏的演员），似灰飞烟灭般地销声敛迹。“东晋亡也再难寻个右军，西施去也绝不见甚佳人。”艺术，被政治收拾得净净。

父亲很快知了连良抄家和患病的情形，痛惜又担心。他对我说：“当一个世儿女，自要有些襟气魄。泽东政治的玄奥，连我们这样的人都望不透。更不要说什么连良了。这样声势的运动，不要说参加，吓都能吓死。”他认为一个艺人难有韧的承受能力。

盛夏的北京，赤日当，火满天。望着双飞的燕，纷落的，连良已一无所有，只是寂寞地生活，寂寞地存在着。一天，王秋在中和剧场，看到一手拄，一手端盆的连良，从关押鬼蛇神的"棚"里艰难缓慢地走到锅炉房接了小半盆。对别人解释说：“我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