吧。”偌大一座北京城，竟找不到一枝之栖。

在剧团，连良不敢跟人谈。能悄悄说上两句的，只有义女梅葆玥（梅兰芳之女）和义王秋。可谓天覆地载，孑然一。一天，连良看到是梅、王二人值班。便一瘸一拐地走到俩人跟前，提起。说：“你瞧，我的脚面那么。”【12】俗话说：男怕穿靴，女怕帽。意思是男人的脚和女人的，都是在暗示人的“气数”将尽。

把全副心力毫无顾忌地托在一样东西上。这东西可以是质的，可以是神的，可以是情的，也可以是艺术的。那“托”是托以终之托。而艺人就是把一生一世都托在"戏"里。突然有人宣布：你不在戏里了——这无异于宣布你不再属于你自己了。舞台上挥洒自如的连良立刻变得六神无主。那上也不是、下也不是、浮也不是、沉也不是的觉，是致命的。不难想像他那一代艺人，要从以艺术为人生追求转变到以革命为人生目的，是多么艰难。他们可以像戏一样摆革命的面容给领导看，却不可能把骨里的东西抠来扔掉。那对一餐饭、一杯茶的陶醉，对一炉香、一块玉的挲把玩，对俗常享受几近挑剔的致，对内心念不屑于节制的逸乐，以及对人弱与人类缺陷的宽容等等，既成为渗透于衣住行的文化优越，又是作为一个人的生存形态。它习焉不察，却无所不在。艺人就是这样于不经意间把生活的艺术积淀为文化的蕴涵，并联系着自己的生命情、情验和心理支撑。这时，人的生活琐屑就不再属于吃喝玩乐，而是有了特殊价值的审的、神的内容。艺人们平素是细细地咂摸品味这些东西的，一旦踏上红氍毹，走到聚光灯下，锣鼓的敲击、丝弦的牵动、则很快转化为艺术激情、即兴灵和表演渴。恐怕连艺人自己也不清楚，生活情趣怎么能成为艺术力量？其实，生活的文化姿态是不能直接搬上舞台的，但它是舞台文化表达的大创作心理背景。因此，艺人是保留习惯、习俗、习、习气以及陋习，最多的一个群。他们对生命快乐（或叫乐）的沉酣和痴情，能够达到惊心动魄、死生以之的程度，而“有痴迷、钟情，就有了人的，生命的”【13】。但是，事情到了1949年以后，就发生了变化。官方提倡的思想改造和戏曲改革，正是从生活的文化姿态和艺术的文化表达两个方面，一齐动手，可谓双齐下，左右开弓。革命的领导者和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员并以各方式方法提醒、教育和正告他们：在戏台上别看你们光芒四，但在革命面前、在无产阶级的面前，你们是那样地无知、无力，无能，也无用。从台上唱什么，到台下说什么，都得听从领导，服从政治。单凭这一，可以说是再大的“角儿”也一钱不值。不断的政治运动使艺人从里到外、从形到神，必须不断地行简化，浅化、化和净化。其实，泽东从延安时期开始，就在提倡思想标准化与生活标准化了。到了“文化大革命”阶段，则发展成为以暴力手段行个人情与民族生存方式的彻底改造。

艺人越往革命上靠，革命越觉得你不行！这场革命把无产阶级及其领袖推到，无产阶级及其领袖却把包括连良在内的所有草民、良民、顺民统统推到坑：一下什么都错了，戏错了，吃的错了，穿的错了，住的错了，说的也错了，最后连脑里想的都错了。浑上下，还有什么地方是对的呢？有成就的艺人又是一个脆弱的群，舞台适应而生活适应差。他们没有哲人式的远，既难以像文人那样到对现实人生的神超越，也无法像农民那样守着一份审慎安分的卑微心态。一旦觉着生活里没了乐趣，舞台上没了位置，啥念都能生来。所以，他们中的许多人私下里都羡慕梅兰芳——羡慕他能迅速地离开人世。梅兰芳的死，是那么地安静、清扬、潇邈。如果从前还是在悲悼一个艺术生命的过早结束，那么现在则是赞赏、甚至是庆幸一个生命艺术的提前完成。

冬天来了。

1966年12月13日中午，剧团堂开饭了，大家排队。连良问站在他前面的张君秋：“今儿吃什么呀？”

张君秋答：“吃面条，好的，您来三两吧。”

连良说：“今儿家里会给我送来儿虾米熬白菜，我倒想吃米饭。”但此时只能吃面条，他买了一碗。之后，便摔倒在地。拐，面条，饭碗都扔了去。据说连良致命的一摔和演戏一样，极像《清风亭》里的张元秀：先扔了拐，再扔了盛着面条的碗，一个跟斗跌翻在地，似一片秋冬的黄叶，飘飘然、悠悠然坠落。人送到了阜外医院，他的一个女儿在那里当护士。

1966年12月16日，连良遽然长逝。去世后，梅兰芳夫人福芝芳让自己的儿媳屠珍去和平里的一个单元房探视陈慧琏。当听说夫人吃住条件都很差的时候，便立即请她搬到新帘胡同的梅宅，与自己同吃同住整六载。陈慧琏来的时候衣服单薄，第二天福芝芳就打开柜，找衣料和棉，特地为她了一新棉、新棉袄。后夫人病逝。连良生前没有预购墓地，福芝芳毅然将连良和原夫人及陈慧琏三人，合葬于梅家墓地——万华山青松林下。那样一个曾经散发过绚烂光泽与激情的生命，归于寂灭。在掩埋骨灰的同时，也掩埋了中国文化的一份萃，断绝了艺术延的一脉香烟。中国传统表演艺术的传承，不是靠现代化、规范化、标准化的批量生产。它是古老作坊里师徒之间手把手、心对、对心的教习、传授、帮带和指，属于个人化、个化、个别化的教学方式。量小却质。

如不是在红政权下遭遇一次次的革命运动，他本当福寿双全。

连良夫妇离开香港之前，曾请星相家算命卜卦。这个有名的星相家，就是住堡垒街的袁树珊。卜算的结果，用袁先生的话来说是：“你（连良）还有十五年大运。”

迷惑不解的陈慧琏追问：“那他十五年以后怎么样？”心有所悟的连良不等对方答复，拉着夫人说：“你就别问了，只要有十五年好运，也就行了。”

果然，从他离港北归，到猝然而去，掐指算来：整整是十五个年。这令我陡然领悟了什么，识透一切世间相。对我们这些辛苦而无望的人来说，时与空、生与死，本无多少差别和意义。

1978年8月30日，北京市文化局召开落实政策大会，为受迫害致死的连良先生平反昭雪。

1995年，官方决定举行梅兰芳、周信芳诞辰一百周年盛大纪念活动。文化挑选九人拨款十余万给纪念会撰写两篇讲话稿。一篇是党和国家最领导人的讲话；一篇是文化长的报告。我是九分之一分。一日，大家正在讨论提纲。一位非常通京剧艺术的中国戏曲学院教授，见我也在起草小组，大惊异。之后，将我从会议室叫，正：“诒和兄，我和同行认为，要提梅、周，就应当提（连良）。梅、周是艺术大师，连良也是艺术大师。因为先生艺术成就与他们是在同一度上。生前，先生和梅先生的票房价值是最的；死后，派艺术和梅派艺术是传最广的。从戏曲改革的角度来看，连良算得真正成功的改革家。他的舞台革新，遵循了艺术规律。所以，不仅在那时获得承认，而且保留至今。”

我说：“你的意思，我全懂。可话又说回来，连良在政治上能跟梅、周比吗？”

教授说：“你是敢言的。有可能在会上反映我们的意见吗？”

我说：“没有可能。”

到了2001年，这个“可能”在一位好京剧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提议下，变为现实。北京有关方面举办了连良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会。但我的年轻同事告诉我——在为文化官员起草大会报告的讨论会上，发生了争议。

我问：“是不是对连良的评价上有争议？”

“是的，争议的中心是连良到底不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