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忠心，彼此揭发互贴大字报。而给奚啸伯贴的大字报就更多了，因为是右派，是团长，是“反动艺术权威”从前在张学良队当上士录事，故又加上一个“历史反革命”罪名。于是，他被压在四大帽的底下。剧团一向是靠他挣钱的，很多演员都是跟着他学戏、唱戏的。现在，这些人都来揭发、斗争、打击他。一时间忘恩负义成了时尚，不再是恶行。

文明在不文明的脚下，文化攥在无文化的手里，奚啸伯开始了人生最后的挣扎。他除了接受各式各样的批斗和罚以外，还要扫地、生火、筛炉灰、捡煤渣。每月发五十元的生活费。后来，造反派说：五十元太了，便降到十五元。他是“四大须生”一辈好吃喝。生活准骤降，神压力陡升，使他几乎垮掉。先是牙齿脱落，又无钱镶牙。接着，就是急肺炎。咳来的都是血痰。奚延宏吓坏了，赶忙和孙奚中路一起把他送医院。

是幸运，也是命大。在医院得遇一位顾大夫。他医术超，又是戏迷，特别喜余（叔岩）派，便暗中给奚啸伯以特别关照。顾大夫也是边劳动、边看病。每次看完病，俩人都要说说戏。奚啸伯的胆小，老戏一句不敢说，只讲现代戏，或者讲发音、吐字及韵律。有了好医生，奚啸伯才渐渐康复，了医院。

院之后，生活依旧清苦。十五元的生活费扣除十二元的伙费以后，他只能拿到三块钱。奚啸伯的烟得厉害，所以这三块钱里，还包括烟钱。他专买一钱一盒的“太”牌纸烟。如果伙费里能剩下一两的话，他就拿来买火柴。

这叫生活？中国人的忍辱负重、苟且偷生，无敌于全世界。

【因他而死，为他而】

陈宝山是奚啸伯的“跟包”（京剧术语。戏班里的主要演员自己备和随带的琴师、鼓师和后台服务人员）。奚啸伯从来没亏待过他。俩人相极好，像是亲兄弟。“文革”中，奚啸伯挨批斗。陈宝山心里同情，可不敢有半。一次，剧团到工厂俱乐演，奚啸伯父下午就赶到演地打扫前后台、装台、打，演的准备。奚啸伯有些劳累，开戏前躺在戏箱上面休息，不知不觉就睡着了。陈宝山看见他蜷缩着，怕他冻着，便偷偷给奚啸伯盖上了自己的棉大衣。这事被“革命群众”看见，揭发后被造反派狠狠训斥了一顿。

后来，石家庄搞起武斗。奚啸伯看情况不好，就逃剧团。等他再返回剧团却发现自己的铺盖全丢了。他每月十五元，怎买得起被褥？儿媳说：“天凉了，父亲没被可怎么办？我记得父亲包行（京剧服装的统称）的包袱儿很大，不知还有没有？明儿请陈师傅给找找，我用大包袱儿给父亲床被。”

陈宝山果然找到两块大包袱儿，儿媳接过来，就赶动手，成了被。这事又被“革命群众”揭发来。造反派的脸上，个个都是凶相。他们厉声呵斥陈宝山“阶级界限不清，到现在还和奚啸伯往来”遂勒令他第二天向“革命群众”代。这可把胆小怕事的陈宝山吓坏了，他担心自己说不清、不明，更惧怕那些血淋淋的斗争场面。中国人原本是一个理智善良的民族，官民又是两个天下，那边一有风草动，这边就有回护之情。现在不同了，一夜之间专政早把个民间天地也砸个粉碎。革命者走大，能否给陈宝山这样的草民留下一条小路？可四下里张望，哪儿还有小路呢。

写到这里，我禁不住联想到自己的经历。记得在1968年，犯有“现行反革命罪”的我，被四川省川剧团的造反派和革命委员会追得到窜的时候，父亲对我说：“你一定要活下来！就是改名换姓，落草为寇…爸爸也不会责怪的。”我哭：“我不改姓名，可现在哪里还有草？”所以，我非常能会陈宝山那抬无天、低无路的绝境与绝念。我终于被抓了监狱，而陈宝山的路就是死路。陈宝山只有去死。他决定自杀，先是喝下一碗火碱，又怕死不了加罪，接着就上了吊。人世悠悠，天渺茫。“留一剑答君王”一剑亦可答亲人，亦可答知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