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去梅宅吃饭，三天去姜家就餐。所以杨宝忠自己说：“我肚里的油，就靠俩舅妈了。”

尘土衣冠，江湖心量。尽环境险恶，生活困顿，但杨宝忠给梅家老小带去的是音乐和快乐。梅绍武、屠珍夫妇曾对我说：“‘文革’时期，杨宝忠常来我家串门，母亲同情他年老弱，又知他工资被扣发，就请他常到我家来吃饭。他是我家老中小三辈都迎的人。杨宝忠生好说笑话，虽然受尽挫折，却仍然乐观，还诙谐地表演他在天津被勒令唱‘鬼蛇神嚎歌’的怪样儿，逗得母亲忍俊不禁。他每次一来，先到母亲的上房问安，坐不到半小时就要借碴儿到我们俩住的西屋来。孩们一见就把他围起来，要听他讲故事。梨园掌故，路新闻，音乐故事，他是装了一肚。晚饭后，孩们就非请杨大爷拉拉提琴不可。那时西洋古典乐曲属于‘四旧’、‘毒草’，没人敢听、敢演奏。因我家是独门独院，大家也就能偷偷地享受一番。由我们的女儿红红钢琴伴奏，他就神抖擞地奏起《吉卜赛之歌》。乐曲依旧，但因他的境和心情，悠扬的琴声便多了一丝哀愁。我们最后听到杨大哥的演奏是在1968年。有一阵他没登门，大家就觉得情况不妙，大概凶多吉少…”果然言中：就在这一年，他活到了。

在北京，他还常去西单一家乐行，当然，乐行的人也特别尊重他，喜他。一来聊聊闲话，二来胡琴，或制作或修理。刚开始，他是在乐行里面的一间屋摆乐，后来嫌光线太暗，自己就挪到了临街的玻璃窗下。冬季的一天，他被路过这里的天津市戏曲学校红卫兵、造反派发现，劫持回津，囚于斗室，无人理，无人过问。几日后，冻饿而死。

夕十里，西风一叶。一个极才情的艺术家，拯救自己的能力一般都是很弱、很弱的。杨宝忠广结人缘，最后却是孤立无援。杨宝忠生乐观，而离世的那一刻，不知心上可滴血，中可有泪？他的死，当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同谋”的结果。我敢断言：那些发现他在北京西单乐行坐着的人，一定是年轻人；那些把他押回天津并关无取设备小屋的人，一定是年轻人；还有那个掌着小屋钥匙却不给他送饭送的人，一定也是年轻人———他们一定就是天津戏曲学校的学生、造反派。不错“文革”是泽东发动的，可杨宝忠却是直接被这些人死的。这不是“合谋”是什么？“文革”的血腥战果，正是通过许许多多的名曰“革命群众”的个人来实现的。受害者上的伤痕，可以说绝大分都是在领袖号召下，在革命组织的策划主持下，由熟人、亲人、同事、下、朋友、学生、街坊、邻里直接动手的。

我们自己“应该反省，手上是否有血痕？”———前不久，女作家方方说的这句话，指向的是一个并未消失的现实。

害死杨宝忠的年轻人，大多数现在可能都活得很风光，也心安理得。父亲（章伯钧）一直对犹太人问题兴趣，这可能与他德国留学时住在犹太人家的生活经历相关。父亲曾明确告诉我：迫害犹太人的暴行，纳粹希特勒是罪魁祸首，但也有全德国民众的狂参与。我听了，目瞪呆———这就是说，数百万犹太人被关押、被屠杀的罪行，也是上与下的“合谋”了。

如今有成就的京剧琴师，可以独自举办专场音乐会，甚至是京剧胡琴响乐音乐会。以京剧曲牌“夜沉”命名的大型乐曲，也已搬了维也纳的金大厅。掌声、鲜、呼、赞、恭维，艺人终生期待的东西，应有尽有。遗憾的是，杨宝忠没赶上这些专为中国京剧音乐弓弦大师举办的盛典。但从另一个角度想：这些盛会都属于古典与行时尚的“对接”中国传统艺术落到了这个份儿上才风光，说明它自已虚弱到快要咽气了。所以，杨宝忠也不遗憾———他活在中国京剧真正繁荣的鼎盛期。

真的，文化方面的事很难判断它的正与反、先与落后、幸与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