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吃惊。因为这和政府宣传的完全不同。1949年后，政府虽将大烟的名角儿集中起来，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统一行戒毒，果然收效不大。最后，政府暗中了妥协，由彭真特批，他们可以""。不过，量小且严格控制。

毒品是情绪的剂。无论你有多大压力，遇到什么样的麻烦，也不力如何地不支，心情如何地不好，一针下去，一切都消失了。刚才还无打采，瞬间即可激情四。舞台情绪本来就是靠不断的神经活动兴奋形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必须去主动适应这样一非常态生活，恐怕是从前的梨园行、下演艺界""的主要原因。但是取其提神小利，却忘了成为痼疾之大害。应该说，连良对大烟的人间至乐与至痛的同一，是有会的。1942年，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伪总理大臣特请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派遣演艺界前往祝贺。开的条件，除了包银，还有烟土。当时北平的烟土不好买，连良为此而动心，也为此而前往。抗战胜利后，1946年有人检举这事，遂以汉罪坐了班房。后经回教协会理事长白崇禧的斡旋，1947年才脱了系。人来了，家却负了债。连良的东北演，在官府中是个案。但在梨园行和一般人看来，就是"谁当皇上，都得听戏"的事儿，与政治无涉。比如：溥仪大婚三天堂会，京中名角齐集。抗战胜利，梅、程曾到南京给蒋介石演，艺人们也都没觉得这是什么政治行为。同仁为了安狱的连良，在长安大戏院唱了一场合作戏《龙凤呈祥》。连良的前乔玄、后鲁肃，程砚秋的孙尚香，金少山的张飞，李少的后赵云。演刘备的谭富英，从第一场的"过江"一直唱到后面的"回荆州"，卯足了气力，一句一个好。江湖规则，朋友义气，给连良以万分的动和一生的激。

连良这一趟的"伪满"演，一直被上边视为"污"。但为了政治需要，所谓的"污"有时也是可以拿来利用的。比如，1961年的国庆，全国政协举办的迎华侨、港澳同胞归国观光酒会上，官方特地安排溥仪和连良坐在一起。这一景观，顿时引了一批又一批的记者和一批又一批的华侨。后来，父亲看到他们拍的一张照片，不禁摇叹息，："亦荣亦辱，非荣非辱。"连良为了这事，背了半辈的政治包袱。有"短"被上边着，他也明白自己的"短"。而自知，知止，从来就是一聪明。

1953年10月，贺龙率第三届赴朝问团到朝鲜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有四十个团，三千多个艺人和文艺工作者参加。京剧名演员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尽在其内。很想投新政权的连良闻讯后，主动要求赴朝问演。齐燕铭批准了他的请求。这是连良第一次国，也是他最后一次国。

一天，他们在朝鲜战地的天剧场演。秋末黄昏来得总是很快，太早就落了西山。裹着重凉意的山岚，渐渐地和夜混和在一起。晚饭后，老舍和周信芳在营房外面散步，一阵胡琴声音清晰可辨。他俩寻声而去，琴的竟是两个炊事兵，一个姓牟，一个姓王。短暂的宁静、熟悉的旋律与士兵的悠然，激发了他们在大自然怀抱里清歌的情，也许他们今后一辈再也遇不到这样的奇异场景和奇特受了。很快，临时组织了一个清唱晚会，由这两个队炊事员琴。连良最积极，唱了两段，先唱《鞍山》，后唱《三娘教》。周信芳唱《四士》，老舍唱《钓金》，元钧说山东快书《武松打虎》，最后是梅兰芳的《玉堂》。听者，忘了自己是战士；歌者，忘了自己是演员。后来，他们又在平壤牡丹峰的天广场演。所有的演员里面穿着行，外面披着棉大衣，坐在戏箱上。看着天上的星星，等候自己的场。那一个晚上，连演七戏。它们依次是：袁金凯的《乾坤圈》，李玉茹的《小放》，黄元庆的《狮楼》，周信芳的《追韩信》，程砚秋的《刺汤》，连良的《借东风》，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后来，梅兰芳曾把这次演的几张剧照，送给父亲。照片的质量不大好，但父亲一直保存到"文革"。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要求参加"赴朝问"的连良，没有能懂得这一任务光荣伟大的意义，竟要求每场一千零七十万（旧币，折今1070元）的报酬。

在"讨价还价"中，有人提醒地说："这是问最可的志愿军。"于是，他和剧团答应每场减七十万（旧币，折今70元）。

又有人再次提醒地说："别的剧团只收演费。"于是，他和剧团决定每场再减五十万（旧币，折今50元）。

吃戏饭的就得靠戏吃饭——连良是照梨园夙习、戏班规矩行事。是呀，即使给皇上唱，那也得"赏"下来，而且"赏"得不少。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他哪里晓得中国下的唯一规则是革命——无条件地献革命。"你给最可的人演还要钱？！"这一下，引起了震怒和众怒。上边认为这是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对正义的亵渎，是对革命的反动。《戏剧报》了报与批判。文化了类似反革命行为的结论，并写档案。一个外国人讲："艺人要比一般人懂得少。"而对于中国的政治，连良恐怕比与之同行的梅兰芳、周信芳懂得更少。当时的梅兰芳是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有工资，还另有演收。周信芳是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连良是一个民间职业剧团的团长。说，有所开支的民间剧团收取酬劳，都应视为合理。但是上边与革命群众不能容忍的是连良索要与自己名声相匹的价格！价格的背后是态度。价格越，态度就越差。什么人敢把个人和艺术摆放在革命政府、正义事业、神圣战争之上？错的当然是连良。他先是在剧团检查，后在《戏剧报》发表了自我检讨质的文章⑶，公开向解放军同志表示歉意，并向批评者表示衷心的谢。

1954年8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艺人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袁雪芬等人都成为代表。连良为什么没有当选，他心里清楚，父亲心里也明白。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连良通过与父亲、吴晗的往来，开始接民盟。那时的吴晗是有职有权的北京市副市长和民盟北京市委负责人，这在民主人士中也是少有的。一天晚上，吴晗来我家谈民盟的事情，父亲对吴晗说："连良是不是可以发展成为盟员？以盟员份在北京市政协担任委员。你要不要找彭真谈谈？"吴晗了，并一直把这事放在心上。

五十年代，梨园行一个翻天覆地变化是制变化。而这个变化，也彻底扭转了二十世纪后五十年中国戏曲艺术发展的路和艺人的命运。

那时的剧团多为民间职业剧团，它是由从前的业主班转换而成的共和班，其质仍属民营。1956年，全国范围掀起了农业合作化，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梨园行也闻风而动。见大大小小的商店、药铺、饭馆以及像样和不怎么像样的作坊，都挂上了"国营"或"公私合营"的牌匾。所有的店员、伙计、跑堂的都拿上了工资。瞅着这番既光荣又实惠的景致，成不了"角儿"的演职员馋了，说："连资本家都穿上了服，怎么我们仍旧是艺人？"于是，纷纷要求剧团改"国营"。很快，要求变成了呼声。"国营"二字简直成了可羡慕的归属，可炫耀的份。

浪漫的艺人台下又都很现实。别说是跑龙的想"国营"，角儿们也跟着动心。张君秋南下到武汉去演，湖北文化门接待他的人问："您的剧团是国营的吗？"

谁承想随便一句问话，正好到心窝。能背大段唱词的张君秋，一时竟慌了，不知该怎样应答。还没"国营"的他，不能说"国营"；尚"私营"的他，又羞于说"私营"。支吾一阵后，张君秋红着脸，糊糊地说："我们是归公家领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