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项浩大工程行了二十余载，至今还拖着一条尾。现在有人对此颇多非议。其实，当初就有非议。上海戏剧学院前院长，曾对我们的一个研究骨的女说：“可惜你的父亲，去那么多集项目，成全了张庚一个人，却耽误你父亲多少个人专著。”后来，随着工程的结束，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去寻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结果又如何？死的死，退的退，拉来单的人，或为官，或转行，即或了一两本专著，也如石投大海，连个响动也没有。个别人算有些成果，但也会被逐渐遗忘，消失于中国近现代戏剧史的叙述之外。

我和张庚有较为密切的接，始于《中国戏曲通论》的撰写。也从这里开始，我对张庚的思想个才有了认识与了解。担任主编的他，负责撰写“总论”和第一章“戏曲与社会”谁都知万事起难，何况还要牵涉到许多政策问题，而后者，是一般学者都不愿意涉足的。在这个班里，我们每个成员都必须写详细提纲，并拿来反复讨论，张庚也不例外。

长期以来戏曲研究所从事的工作，多为用克思主义观和方法介绍、推荐优秀作品，批判封建糟粕。在当时一切照搬苏联文艺理论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系的教条主义盛行的情况下，其研究成果只能说在局问题方面是有建树的，而就其学科的整而言，就其艺术研究的本质而言，应该说是在十分微弱和稀薄的状态。这个微弱和稀薄，既指研究人才的微弱，也指学术积累的稀薄。从这样一个条件发，为了取得戏曲基础理论的总推和戏曲学科在学术本质意义上的突破，张庚把学科研究的总框架，确立在戏曲资料——戏曲志书集成——戏曲史——戏曲理论——戏曲批评这样五个层面上。每一个层面都是一个学科范畴和分支系统。与这个总框架相的，则是戏曲学科奠基工程的实施。其中包括中国戏曲志、中国戏曲大百科全书、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当代中国戏曲、中国戏曲发展史、中国戏曲近代史、中国戏曲表演系等七项国家艺术学科项目。它的完成标志着彻底结束了远自宋代以降，近自王国维以来中国戏曲艺术学科研究分散、无序，缺乏理论形态，在个别领域有所成就，而在总平上无甚展的状态。

描写和表现才是健康的，或者说是被容许的？现在一些搞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人还不能清晰地区分。依我看，汤显祖是分得清楚的。”

他一番谈话，被我很快整理来。张庚过目后，表示满意。对他的满意，我是在意的。直觉告诉我，老延安的张庚有着很的判断力。这判断力，既是思想的，也是审的。

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对他主持的学术项目或课题，些解释和说明。张庚是真正的学科带人。他凭着自己的见识，提有价值的课题。在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的情况下，组织多人行，亲自指导，并直接参与写作。“最后成果当然是集的神劳动，但主要代表主持者的思想，现他所付的心血。而且参加的后学者通过这一实践在学术上大有收获和提。这当是‘主持学术课题’之本义。”[5]这显然与下盛行的“课题”有所区别。近来学术界的“工程”、“项目”、“课题”非常之多，甚至成了一时尚。课题费与日俱增，课题金量急剧下降。也就是说，在学术日益“课题化”的同时“课题”却日益非学术化。其主持者非官即商（即掌握某财权），行政领导者与学术带人混为一谈。某些学术带人也是自封或官封的。而且，现在一些学术带人和课题参加者的资格都不知如何论证，最后的成果不知当如何鉴定。话说至此，不胜慨。“前人治学本无‘课题’之说。读而思，思而有得，形诸笔墨，遂成著述。这里思想是自己的，题目是自选的，时间没有特殊规定，短则一两年，甚至以毕生之力成就一传世之作。”[6]应该说，这是学者的理想境界。张庚是以毕生之力追求这个境界的。因为他把学术视为自己的神命脉。

谈及《牡丹亭》的文学成就，张庚说：“现在的文坛不是兴意识吗？大家认为这是洋人的发明创造。觉得中国人写的东西，没有心理技术。其实，《牡丹亭》里就有心理技术，而且很明。'游园惊梦'的手法是什么？就是意识嘛！杜丽娘对情的望，对好年华逝去的眷恋，因虚度青的悲愁，由神压抑而产生的苦闷…总之，能够说来的慨，不能说来的情思，从望追求，到咏叹憧憬，再到失落绝望，都很有层次地表达来了。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话来说，就叫作三个单元一条贯穿线。”

在我记忆中，他是第一个讲述写作提纲的。其中的许多见解，令我震惊。比如，对官方制定的“百齐放，推陈新”戏曲方针的看法。他说：“在我们党的各文艺政策里面，主席为戏曲艺术制订的‘百齐放，推陈新’的方针是比较正确的。但在贯彻过程中，问题往往在对‘新’与‘陈’理解上。理解的错误、片面，不仅在底下的文化门，也在我们的这些人的上。我可以举个例来说明。五十年代初，我和戏剧界的朋友组成中国戏剧家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大家情很，都想看看社会主义艺术是些什么样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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