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62岁，年过甲。读了书，留了洋，在政界搞了几十年，也算得上是会思考、能想问题的人吧。可我现在怎么也看不透老搞的这个反右！更想不通章伯钧怎么就错了？讲老实话，胡愈之的讲话，吴晗的发言，我都用心听了，通篇哪有一理，不是帽，就是扯历史旧账。连‘右’的事实都排列不清楚，更不要说分析我之所以‘右’的原因了。要我检讨容易，我现在不是就在天天检讨、认错吗？但我自己还是要想通问题。不到全通，也要争取想个半通。所以，我想请几个人来，专门给我提提意见，帮助帮助我分析问题。你看怎么样？”

母亲同意了。接着，母亲和他一起商量到家里来提意见的名单。当然，这里面不包括积极投反右运动、并领导民盟中央反右运动的史良、胡愈之、吴晗、邓初民。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他们来了。其中有周新民，楚图南，郭则沉，萨空了，共八、九人。自听到父亲要开这个“意见会”的决定，我也给自己了决定——-一定要偷听这个意见会，听听他们是怎么给我爹提意见的。

太叫人失望了。我从大客厅的玻璃隔扇看去——个个呆坐着，呆到连珠都不转一下，好似庙里无言对坐的泥塑菩萨。白天在民盟反右批判会上，那义愤填膺的表情和抑扬顿挫的语调，咋都没了？

我站在那里半天，终于听到萨空了的讲话。他咳一声，说：“伯钧，我来给你提一条意见——你的政治生活不够严肃。你我的往很久了。你的知识，见解，气度和能力，我是知的，在座的也都清楚。就民盟这个范围来说，你最突的表现和成绩，是在发起组织民盟和民盟被国民党宣布非法以后，这么两个阶段。那时的你不怕风险，艰苦奋斗，谦虚谨慎，也很能团结人，为了抗日反蒋和共产党并肩作战。新中国成立后，你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的政务委员、通长、农工民主党的主席、民盟的第一副主席、《光明日报》社长，后来又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还在许多对外机构任职。我看你变了，首先是产生了骄傲情绪。觉得这个不如你，那个也不如你。骄傲的骨里是个人主义思想。你总以为自己是最正确的，是最被中共信任的。在民盟你和罗隆基长期不和，这里面有政见分歧。应该说在建国以后，你和他的政见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为什么还闹矛盾？这就是个人主义对付个人主义了。罗隆基原本就骄傲，但凡不是留学英的，他一律看不上。现在你觉得自己的地位比他，好像共产党也更信任你。于是乎，你也骄傲起来。民盟只要讨论问题，特别是人事问题，你俩的私心就来了，钩心斗角。”

萨空了呷茶，继续说：“骄傲情绪改变了你的工作态度以及日常作风。在重庆，在上海，在香港，你是最能的，也是最能吃苦的。现在呢？东搞搞，西搞搞。在通呆上一阵，又去民盟开会。开完了，你对别人讲：‘我还有个小摊，需要去收拾。’包括我在内，民盟的朋友都知，你所说的小摊，就是指农工。农工，这是一个政党！伯钧，你怎么能把它叫小摊呢？很不严肃。所以，我建议你通过这次政治运动，今后能严肃起政治生活来。”

郭则沉立即附和，说：“空了的意见，我很同意。他不讲，我也会提这个意见。你的不严肃还表现在逛旧书店，玩古董上。我看你对这些事情的情比对通、民盟或农工的情都要。自己的工资净了，还跟公家借钱买古书和字画。伯钧，有句老话叫玩丧志。你快到玩丧志的地步了。”

此后，即使有谁讲话，或零零落落，或支离破碎，再无人提什么像样的意见。

周新民大概是最后一个讲话的。他的态度有些犹疑不决，语句不很畅地说：“伯钧，现在你要大家给你提意见，恐怕一时也说不好。依我之见，关键问题还在于你的立场和态度。批判会上的发言是比较激烈的，但你要正确对待，细心察别人的用意——忠言逆耳呀！”

显然，这番讲话是总结的，也是暗示的，暗示着——散会。

会散了。大家一致不让父亲送客，每个人匆忙离去，消失在夏夜院的荫之中。

茶几上摆放的玻璃茶杯里的茶，几乎都是纹丝未动：满满的，亮亮的，绿绿的。前来收拾杯盘的女佣直心疼，不停地叨唠：“早知不喝，我还不沏呢！可惜了的好茶叶。”

父亲苦闷而沮丧，目光散散的。其实，父亲真的是想听取意见，内心隐藏着被理解的渴望，但民盟的这些老友什么也没给他。他受到的是敷衍、搪、疏远和冷漠。父亲太可怜了。我不能躲在旮旯看着父亲那可怜的样，便一脚从玻璃隔扇跨了客厅，趴在他背后，摸着他的说：“爸，你们刚才的会，我都偷听了。”父亲没责怪我，只是把我的手从拿开。

父亲的气度一向如山如海，思量事情皆之以冷静。这次可大不一样了，冰窖似的寒冷，无名的惆怅，难堪，焦灼都一起朝他侵袭过来。他叹了一气，对母亲说：“健生，你听见了吧，他们提的都是些什么意见——私心，个人主义，工作不严肃，买古书，玩古董。好！这些我都承认，但这个缺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有什么直接联系？两者的质完全不同呀！”

母亲无以为答。

我猛地从太师椅的背后，站到父亲的跟前，大声说：“爸，他们在这里讲的不痛不，就是想在批判会上说得你又痛又。”

父亲笑了。说：“调是小愚，正经也是小愚。”

父亲笑了，就好。

第二天的晚上，我在父亲的书房玩。

他对我说：“去把你妈妈叫来，有件事要商量。”

母亲来了，站立在大写字台一侧。问：“什么事？”

父亲说：“想叫翦伯赞来一趟，请这个历史学家分析分析我现在的问题。健生，你看怎么样？”

“好，太好了。”母亲十分赞同。我特别兴，又能见到从娘胎里钻来就认得的翦伯伯了。

洪秘书上联系，得到的回话儿是：一定来，但最近很忙，会面的日，通过电话商量。

这话，已经让父亲很知足了。一有电话铃响，父亲就竖起耳朵听，听听是不是翦家打来的。隔了两、三天的样，翦家的电话来了，说是当日下午来看章先生。父亲捺不住兴奋！内心积攒了无数的话，无数个问。他自己要问个彻底，也要翦伯赞说个明白。

翦伯赞下午没有来。父亲坐不住了，东张西望，来回转悠。后翦家打来电话，说：晚上才能来。这样，父亲又着开饭。于是，全家早早地围坐于东屋圆餐桌，着盛夏火一般的夕，大汗淋漓地吃着晚饭。父亲一句话不说，三刨两扒地把半碗米饭吞下，甩下筷走了。那样比情人约会还着急。

“月上柳梢，人约黄昏后”在银白的月下，院中的假山、影、柳树叶，尾松，呈现怪异的姿态，也格外地香——那是两棵的洋槐散发来的。门铃响了。听到这声音，不知怎地我一整天的喜悦，突然没有了。而这时的父亲，睛里闪着光。

父亲事先跟母亲和孩都打了招呼，谁也不准“参加会晤”尤其是我。父亲事先也跟洪秘书代了：翦伯赞来，引至西屋。西屋是啥屋？是父母的卧室，从不接待客人。虽有两张单人沙发，但那是供父母歇脚的。

不参加会晤，偷听总可以吧。我蹑手蹑脚地溜到西屋，躲在磨玻璃门后面。在明亮的灯光下，翦伯赞那极其漂亮的浅灰西服和极为鲜艳的绛紫领带，差没让我因吃惊而大叫！恐怕父亲也没见过老翦穿这行。我想：端正正，新崭崭的，翦伯怕是来和父亲告别的吧？再不，就是刚参加了什么重要的外事活动，来不及改戏换装了。

父亲把民盟、农工以及通从整风到反右的过程叙述了一遍，又把自己从整风到反右的表现讲解了一回。再把前两日在家里召开的“提意见会”的情况介绍了一番。翦伯赞仰闭目，靠在沙发上。神显然不够好，但父亲的每句话，他是听去了。

接着，父亲问：“老翦，我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突然成了政治上的右派？而且，这个右是用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注解的。”

翦伯赞不回答，睛却睁开，望着雪白的天板。

“老兄，我请你来，就是想求得一个答案。没有答案，有个合乎逻辑、合乎事实的解释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