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运动的中心，级知识分谁也别想跑掉。尽翦伯赞在解放前也撰文批判胡适，但对于这样一些带有思想清洗和政治迫害质的运动，为系主任的他只限于政治表态、发言。运动的领导组织工作，均由系党总支负责。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翦伯赞不能从容不迫且又游刃有余地协调和化解政治需要和学术良心之间的矛盾了。他毕竟是个学者、史学家。历史的思辨能力赋予他察现实的光，善良的本让他保持着正直，而倔犟的脾气又驱动着他发了属于自己却并不怎么符合政治要求的声音。

比如，1953年他在作“访苏（联）报告”时，说：“在卫国战争的严重时期，苏联的博馆工作者，也没有停止科学研究工作，他们仍然积极行考古的工作，研究艺术上的问题，并且不断地提争取学位的论文，举行学术的专题报告。”——显然，翦伯赞的这番话是针对中国等教学机构和研究机构因政治运动而业务停摆的情况，有而发。

又如，在1954年10月22日的一次院级领导会议上，他说：“关于学习苏联教学方法的问题，我原则上是同意的，但不是同意立刻苏联办法全实行，江（隆基）副校长提的变通之法，我倒是赞成的（：江隆基提北大各系贯彻苏联教学法可分成三类型——①全实行；②分实行③暂不实行）。有人说我工作得少，但我夜里常常工作到十二。不是为北大工作，也是在为国家工作。现在学校工作安排得太多了，影响了经常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例如目前就有调整工资，修订教学大纲，批判胡适，成立教学研究会等工作，使群众到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我建议：第一，不要为突击工作影响经常工作；第二，不要因为外来工作影响本位工作；第三，不要因为未来的工作影响目前各教学工作。就好象天天研究如何吃饭，而实际上没有饭吃或吃得很少一样。”

他还说：“领导希望我们一步登天，学习苏联要‘愈像愈好’。”又说：“如果给了我们木船，我们还要汽船，那是我们保守。但如果不给船，要我们泅过去，那就是领导冒了。教务说我们过去对教学的专门化注意不够是一个偏向，但我认为过去本没有力量搞专门化。”

此言一，四座皆惊。有人立即将他的谈话汇报上去。

可以说，在北大历史系，脚踏政治、学术两只圈的翦伯赞在竭力维护和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这特别现在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上。他一方面引导他们学习列主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则调对历史资料的广泛搜集。几年下来，到了反右前夕，他领导的历史系已经有了一批业务优秀的教学人才和骨。

1956年夏季，翦伯赞等人参加了全国人大代表在湖南省的视察。他专门考察了长沙市的文化教育工作，看得相当认真，但是越看越生气。为了说一肚的不满，在座谈会上他特意拉上份却非同一般的章士钊。

翦伯赞的发言，可谓开门见山。他说：“我对文教工作大为不满。这方面缺是省领导忙于经济建设，放松了对文教工作领导所造成的。例如，《新湖南报》就很少关于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的报，很单调（章士钊话，说：对，对，我们要知的，报上都没有）。新华书店尽是宣传品，自然科学书籍实在太少，连近代史资料都没有一。考古和文发掘、理方面，文化局就没有。文发掘工作者发掘了七百箱文，发掘后就封箱，所以考古工作者反映，这些文是‘土土’。中山图书馆有五十万册书（一说六十万册），由于图书馆书库不够，分散在长沙、岳等地六、七地方，有二十万册放在烈士公园一个要倒塌的房里，有的放在河边的房里。湖南省文理委员会保的一分宋版、抄本等极有价值的书，因为没有房放，放在走廊上，任凭风雨打，一分已经完了。据我了解，还有大批珍贵文了造纸厂和造铜厂。中山图书馆每月买书经费只一千多元，买不了好书，书库又少。图书馆几乎成了看连环画的儿童阅览室。因此，好像湖南人只要吃饭、吃，不要文化一样。”说这些话的时候，章士钊在一旁不住地。

他又接着说：“从教育方面来看，师范学院师生们反映图书不够，科学研究工作没有条件。小学更糟糕些。我看了一个最坏的小学，墙，地下，光线不好、没有场，厕所靠近教室，许多小孩因为没有一角六分钱买药，一肚的蛔虫。其他中学、小学有的也不像学校的样。”

一向喜民间艺术的翦伯赞谈到湖南地方戏情况，竟激动起来。他说：“戏剧工作最糟糕。艺人们反映，没有从人民政府那里得到一帮助（指私营剧团），得到的只是轻视和侮辱（章士钊话，说：是，是）。省文化局一个副科长曾对艺人说：‘戏、王八、鼓手，都不是好人。’有的戏院都快倒了，下雨天真的不敢去看戏。有的化装室面对厕所。艺联戏院艺人住的宿舍是一间大而的房。一个房住几对夫妇，中间以蚊帐为界。有个剧团演《文天祥》，主角没有宿舍，睡在走廊上。一个得奖的年青女演员金国纯，很有天才。但每月收只有十五元。这十五元她要买旦角用的粉、红。每月吃不到和。有个清唱馆，平均每人每月收四元。这个清唱馆名为公私合营，但公家却未过。为什么不呢？可能是其中有些过去是女（章士钊话，说：因为文化局认为跟她们接是可耻的）。就是女也要，这并不可耻。总的来说，在戏剧界存在三个矛盾：国营与私营的矛盾；与群众的矛盾；艺术与生活的矛盾。这是领导上对艺术的政治教育作用了解不够所致。”

继而，他提及湖南的少数民族情况。翦伯赞是维吾尔人，对中国的民族问题既有历史研究，又保持着现实关怀。故此番视察，他去了有维族居住的地区。看后，心难平，语调沉重地说：“常德有一千多个维吾尔族人，有一个维吾尔清真寺，现在成烂泥坑。维吾尔人很伤心，曾经请示上级修理，但没有批准。这说明宪法上规定宗教信仰自由是假的！这次我去看了，心里很难过，但还是向他们解释了。有一个伊斯兰教小学，是我小时候读过书的地方。它现在和我以前读书时一样，没有增加过一片瓦、一，维吾尔人民说：不但没有添加，还有‘五不’来限制。‘五不’就是不增加班次，不增添房屋，不增加经费，不增加教员，不增加学生。这简直是要我们维吾尔族永远落后。这个‘五不’实在不应该。常德专署专员问我：‘这次撤区并乡，桃源枫树乡维吾尔族民族乡是否也可以撤消？’我决反对！撤区并乡不要太机械化了。我到老家桃源枫树乡去了。我去时，农民包围了我。我只接见了解放前后都是贫农的人。我一问生活，大家就哭，说没有饭吃，吃树、野菜、菜饼、糠。原因是去年定产太，征收公粮后就缺粮。贫农就连糠也买不到，因为说：‘糠不卖，要喂猪！’（章士钊话，说：人还不如猪）。全乡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饭吃。现在已经饿死了一个人。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找，他们说怕‘钢盔’（即扣帽）。有个老农民说：‘满清时候的官还让我们说话，现在反而不准我们讲。’（章士钊话，说：现在还不如满清啦）。我在乡里给群众解释了党的政策，说共产党、主席是好的。农民说：‘共产党、主席好是好，就是吃不饱。’我看到的人，都是哭脸。乡里的房越来越少，犬无声。过去是机杼之声相闻，现在一切副业都取消了。乡作风太恶劣，得罪了所有的贫农。我看一定要撤职。他们给党带来了太不好的影响，应该加以挽回——上面的话，我发誓，没有一句夸大了的，而且我说的时候还没有农民那样激动。因为，我没有他们那样的情绪。当然这些话，我也不会拿到群众中去讲。”

最后，翦伯赞说：“我看有些人就有大汉族主义，不然，为何来个‘五不’呢？有大汉族主义，就会有狭隘的民族主义。虽然，两者都是反动的，但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为了抵抗大民族主义产生的。取消民族乡，我就决反对。我要向中央民委反映这个意见。我是维吾尔族，我就有这民族格。”

翦伯赞讲完后，章士钊遂作简短补充：“文教门我是同翦老去的。他讲的话，我都同意，只是繁简不同。总之，忙于经济建设，绪纷纭。”言罢起，语气很重地说：“官僚主义很严重，简直就是无政府状态！”

这个分量很重的视察发言，被很快整理成材料反映上去。

陪同视察的中共湖南省委统战秘书长则对别人说：“农民在和翦伯赞谈话时，可能有夸张，而翦伯赞不知。”

一年后，即1957年的夏季，泽东发动了反右运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月”正式结束。民盟、农工这两个民主党派，被泽东确认为运动的中心。兼两党要职的父亲，自然被置放在运动中心的中心。自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后，父亲便到接受批判。

批判会结束，心疲惫不堪的他坐在沙发上发愣。愣上一阵以后，又自语：“我怎么就错了？我这是错在哪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