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世界是行不通的。今后国家的大政方针，还是党内一决定，全民都拥护。我敢断言，老绘制的共产主义好理想永远是蓝图，是幻想。昨天努生讲，最新的大英百科全书已经上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条目。他们的基本解释为：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这样一个简单的条目内容，让爸爸激动彻夜，觉得自己一辈从事国民主运动，能获得这样一个归纳，也很满足了。爸爸能被历史记上一笔，还要谢老。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俩当作一、二号右派份，我们始终不过是个内阁长或党派负责人罢了。”

几十年的光似云烟一般飘散而去。果然，父亲和罗隆基以未获改正的右派分，被历史铭记。我始终且永远为这个分而自豪。

（19）63年秋，我毕业了。由于家不好，政治表现不佳，被分到西南边陲。

罗隆基说：“小愚。你走时，罗伯伯给你饯行。”

父亲听罢，翘起大拇指称赞：“你能让他请客，很不简单。共产党说我两个是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联盟。可是，他从来没有请我吃过饭。”

9月下旬，罗隆基兴冲冲打来电话，说饯行的事已经办妥，在和平宾馆预定了西餐。那时的金鱼胡同，多为院式的四合院，致又气派，而和平宾馆是那里唯一的洋楼，西餐得不错。

初秋的夜空，疏阔清朗。七时整，父母带着我准时了餐厅，着灰西服的罗隆基，已在那里等候。他起拉着我的手，一定让我坐在他的旁边。桌上的刀、叉、杯、盘在灯光下，熠熠发光。寒暄几句之后，罗隆基说：“这里的西餐很丰盛，一个人一份是吃不完的。所以，我已了菜，订的是三份。四个人吃，也是足够的。”

父亲不吭声，母亲忙说：“可以，可以。”

上菜的时候，我发现罗隆基的，几乎全是排、猪排一类。而且，哪里是他所说的“一个人吃不完一份”？

肚尚未填饱，彬彬有礼的服务员即上前，轻声问：“饭后，要不要咖啡、红茶、冰淇淋？”

不等罗隆基开，我抢先喊着：“要，要。我要双份冰淇淋。”

在饭桌上，罗隆基讲了很多亲的话：希望我常写家信，信中毋忘对他的问候；希望我每年能回北京探望父母；希望我归来时，旁能有个如意郎君；希望能惦念着北京城里一个孤苦伶仃的罗伯伯…原本，饮聚会是件悦的事，经他这么一说，变得惨兮惨兮。父亲的话，就更少了。

饭毕，我再三谢。大家步宾馆，穿过有假山、池缀的中式园。时近中秋，冷的月和黄的路灯透过凌的叶片，把班驳的光影投洒在地面，晚风已分明带着凉意。父亲用车先送罗隆基回迺兹府。

到了他家门，罗隆基问父亲：“要不要来坐坐？”父母连连摆手。其实，我是很想去的。

罗隆基俯汽车的窗，对我说：“小愚，再见！罗伯伯祝你一路平安。”

不想，月下的一声再见，竟是诀别。

回到家，父亲让厨师上给他煮一小锅稀饭，说：“努生太小气，我本就没有吃饱。”

此后，外地工作的我给父亲的写信，在末尾从未忘记问候罗隆基。父亲的复信对他的情况，却只字不提。

（19）64年，结婚，母亲来信说，婚礼在家举行，父亲大宴宾客，请了以罗隆基为首的八个大右派。那日，罗隆基非常兴，席间谈笑风生，还问起了远在天边的我。

（19）65年12月，我在乡下参加“社教”运动。一日，县城开会，在“社教”工作团团的办公桌上，放着刚到的《光明日报》。打开一看，发现刊登着这样一条新闻：“全国政协委员罗隆基去世”文字简短，平淡如。当夜，我回到茅草棚，着泪给父亲写信，追问：我亲的罗伯伯是怎样地去世？

父亲没有回复。

（19）66年节，因批评单位领导而人已不自由的我，没有向组织请假，跟人家借了80元，偷偷买了张机票，悄悄溜回北京。父亲兴得亲自到机场去接，我坐老别克车里，便问：“爸爸，罗伯伯是怎么死的？”

父亲不声，司机不声，警卫不声。车外是一片残雪和雪后的严寒。

第二天用过早饭。父亲把我叫到他的卧室，对我说：“昨日，你刚从飞机下来，就打听努生的情况。你要知，现在的北京政治空气很张。这些话题，都不宜在公开场合谈论。现在，爸爸可以告诉你──他是害心脏病突然去世的。据说，努生白天还给相好的女人打过电话，晚上又请别人吃饭，夜里老病突然发作，想叫人来救助，伸手去床的小铃，只差半尺的距离，就断了气。‘才如江海命如丝’，这句诗用在努生上，是合适的。”

我去过罗隆基的卧室，洁净，有序，贵族气息。我能想象他临终的样：挣扎，痛苦，死不瞑目。

父亲叹息良久，又：“如有仪凤在，努生当不死。”后更正，说：“所幸仪凤未嫁努生！”

“爸爸，死后你去看了他吗？”我这样问父亲。

“或许因为我们是‘联盟’，也通知了我。我到迺兹府的时候，一切已被收拾得净净，也空空。我问民盟的人：‘老罗写的那些东西呢？’他们说：‘组织上拿走了。’”

“罗伯伯写了什么书？”

“不，不是书，是日记。几十年，老罗一向有记事的习惯。他留下的这些文字，让统战的人看看也好。努生笔下，一定骂我不少，这起码能叫他们知章伯钧和罗隆基到底有无联盟？”父亲说到这里，不知为什么脸上浮起一丝苦笑。

母亲还告诉我，罗隆基家中藏有一箱女人写给他的情书，里面还有青丝发。这些属于隐私的品，也被拿走。反右时，民盟的人骂他是“一日不可无女人的氓”可他划右以后，依然故我。那时，我不大能理解男人的这些事，便去问父亲：“你说罗伯伯是氓吗？”

“你要知努生是独，他有权谈情说。他的这颇为浪漫的生活态度，与其说是品格沉沦，不如说是在压抑、委琐的现实中，唯一可以表现自己、表现活力的方式。当然，他也用这个方式摆脱神孤独。再说，往的女友都知罗隆基边还有其他女友的存在，但仍然愿意保持往。她们觉得老罗是有真情的，不搞什么欺骗。象与刘王立明的亲密关系，就伴随努生半辈。所以，有人是氓，但努生不是。”父亲在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气几乎是恶狠狠的。当时我不知父亲所讲“有人是氓”指的是谁。

不别人怎么骂他，官方怎么说他，罗隆基的滔滔雄辩和喃喃情语，在我心中都是无比的好和珍贵。

英雄无后，天才无。罗隆基无妻又无后，他的弟弟与侄继承了他的财产：拿走了他全的字画；卖了所有的青瓷；接手了数千元的现金；兑换了从前的国朋友送他的六百元钞；大概他还留有极少量的黄金。叔侄俩把他的书籍捐给了民盟中央，独独甩下骨灰──罗隆基的骨灰，走了。

（19）83年一个冬日的晚上，由罗隆基供养读完大学学业的侄来京差，提着个大糕探望母亲。他喜洋洋滋滋地地告诉母亲：前不久，挑了十八幅齐白石的画（罗隆基专门收藏齐白石），以三万元的价格卖给了省博馆，现在自己是个万元了。母亲送走客人后，哀叹不已，说自己要有三万块钱就好了，可以留住老罗的藏画。

（19）85年，是父亲诞辰九十周年，我们一家人在母亲的带动下，四方奔走，不断请示，终被官方批准，搞了一个座谈会。民盟中央是主办单位之一。这次活动使民盟的人受到启发，决定也照这个样，给罗隆基举办九十周年诞辰纪念活动。

（19）86年10月14日，民盟中央召开了“纪念民盟创建人、著名国主义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