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不是把《资本论》当成了《圣经》吧？”

“算你说对了。”他有些兴奋，好像很欣赏我的这个比喻：“我就是把它当作《圣经》，其实，《资本论》也像《圣经》。”

“为什么？”

“因为它是从哲学的观发的；又因为它写了真理；还因为它的文笔。‘在科学的，正像在地狱的一样，必须提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弱都无济于事。’小愚，你说这段话像不像《圣经》？你说克思的文笔好不好？《资本论》当然是论述经济问题与规律的，但它把权力、选举等政治因素概括来，又涉及思想、舆论、信仰、情等神事。分开来读，每个分都说得很明晰；合起来看，整书又非常完整。这个特不也很像《圣经》吗？中国人当共产党，有几个人读了《资本论》？包括知识分在内的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原因分析起来，不外乎两个。一分人是为了寻找个人路；另一分人是于对当地政府或上司的不满。怀着这样的动机，哪里需要《资本论》？从前的我，也是不看这书的。”聂绀弩又赞叹：“《资本论》可是好文章呀！在山西写下的读书笔记，有几大本。可惜，让他们（指监狱理人员）都拿了去。”

“聂伯伯，你读《资本论》17遍之后，有什么想？”

“最大想就是怀疑理想。共产党建党至今，不知给我们树立了多少理想。理想有，有低。到共产主义，低到公共堂。无论或低，几乎都很少实现。即使实现了，也很快失败。包括现在我们这个不不低理想——社会主义，也不成功。为什么总是实现不了？我们都是在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上找原因。其实最本的原因，就是理想错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泽东说的共产主义和德国大胡讲的共产主义完全不同。而且，事实证明——基于反抗压迫的革命，并不一定通向自由和幸福。”

我说：“父亲讲，读（克思）恩（格斯）要看德文版的，苏联的俄译本不行，中共的译本就更不准确了。（19）60、61年的时候，泽东提克思主义学说的心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父亲听了怒不可遏，说：‘把克思主义说成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叫混逻辑。’话的尖锐以及声音之大，把我和妈妈都吓呆了。他很反共产党把克思主义说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父亲认为，想用一理论括所有的事是本不可能的，也是没有的。他还说，克思和恩格斯的本质是书生，学者。克思主义是学术质的，中国文人说法叫书生之见。只是后来的列宁、斯大林和再后来的泽东，把它完全政治化、而且当作了工使用。谁读了德文本的恩全集，谁就能把这些荒谬矫正过来。”

“你父亲说的是内行话。”

就这样东扯西拉，不觉已近中午。唐良友看了看表，我忽然想起母亲临行前的叮嘱，便对聂绀弩说：“我和小唐告辞了。”

他从床上起来，握着我的手说：“问候你母亲，下次和她一来。”

了聂家，发现唐良友一声不吭，脸上云密布。我恍然大悟：刚才两个小时的谈话，聂绀弩居然没和他说上一句话，哪怕是扯上一句闲话。

半年后在成都，5月的一天，唐良友突发急胰炎，大叫一声断了气，死在我的怀里。死的那一刻，从角一颗硕大晶莹的泪，滴落到我的手臂。在他的追悼仪式和我的平反大会举行后，我从四川返回了北京。回京的第二天，周颖清早就来看我。踏门，就哭着对我说：“小愚，你的命咋这样苦？”我似乎已经麻木，怔怔地望着她，神。周颖又：“聂伯伯要我对你说：‘小唐前后只和你生活了几个月，却于牢门之外守候十载。他是个好男人，是你的好丈夫。’”绿千里，青山万重。聂绀弩的称赞，不知黄泉路上的匆匆行者可否听到？——我觉得生活也是一法律，甚至是酷法。普通人除了服从以外，又能怎么样？

1979年的年初，中共中央决定给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平反。在正式发文以前，社会上就传言“57年的反右要一风”又风闻“要给右派补发工资。”一日上午，我和母亲正在看报，忽听履声跫跫的来了一阵，来者是浩。他兴冲冲说：“李大，你知吗？共产党要解决右派问题了，章伯老该是名。”母亲一摆手，说：“都是社会上来的风，中央统战可没透一消息。”我了话：“叔，你别忘了，发落右派的各原则和招式，可都是邓大人一手制定和办的。”接着，浩给我们母女讲了一些关于中共中央组织长胡耀狠抓落实政策的事情，我却持认为他对现实的判断过于乐观。而母亲并不关心自己的右派问题，只是想着父亲冤屈。过了些日，浩又跑来，满大汗、气吁吁地说：“电梯坏了，我是爬楼梯上来的。李大，小愚，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说着，从上衣袋里掏几张纸。纸又薄又皱，用原珠笔复写的。原来这是一份中发关于右派分平反的文件。

“老，你从哪里搞来的？”母亲问。

“李大，文件的来路就别了，总之很可靠。从文件神来看，右派真的要一风了。”

母亲说：“这还仅仅是文件，不知落实起来会是个什么样？”

浩把复写的文件小心翼翼地重新装袋，对母亲说：“我要去告诉老聂。”

“你在这儿吃了午饭，再去不迟。”

“不，我上就去。”

母亲说：“那我们就等你来吃晚饭。”他答应了。

几小时后，浩回到我家，那最初的兴奋之，一扫而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