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他有了兴致，我的心绪平稳了许多，说话的声音也放大了：“聂伯伯，后来我发现所谓的三个‘想不到’，不过是表面现象罢了。”

“你还有更的认识吗？说来我听听。”神里，关切和意。

我说：“有两来自对人的认识。首先，人是不能改造的。罪犯充其量只能到遏制自己，即遏制犯罪本质。换句话说，人不是不想坏事，而是不敢坏事。另外，从前我以为坏人就是坏人，蹲上两年（大牢）便明白一个人坏了，可以再坏，再坏以后，还可以更坏。坏是无底的。”

“举个例，说说看。”

“比如，一些年轻女犯是盗窃罪，即惯偷。劳改队的劳动度大，肚总填不饱。除了在农田里偷些可之以外，她们便想方设法找男人‘野合’。搞一次，得一个窝，一个窝也就值五分钱。她们本来坏在偷盗上，现在又多了个卖的病。犯人谁不想狱？我们的劳改条例又鼓励密告。对他人有重大检举，自己可获减刑。于是，告密成风。再沾上这一条，人就更坏了。”

聂绀弩笑问：“你告过密吗？”

“我告过，而且后果严重。”

“什么后果？”

“把人给毙了。”

他问得突然，我答得直接，我俩不由自主地被对方的态度所染。聂绀弩忽然发现没有给客人倒沏茶，便起趿拉着鞋，取茶杯、提瓶，找茶叶，并抱歉地说：“对不起，我现在才给你们泡茶。”用不怎么开的泡上两杯绿茶后，他又靠在床背，恢复了原来的姿势。这时的他，像个等着听故事的孩。从这一刻开始，我觉双方才是对等的。我说：“聂伯伯，我家环境好，受教育好，从无生活恶习。我不过是个政治犯，更准确地说是个思想犯，但了大牢后，我学会了骂人，学会了打架，学会了偷东西。因为不这样，就活不下去。打架骂人，是犯人之间通的公共语言。我能像原始人那样用拳撕扯扭打；像老泼妇那样当众骂街。偷，专偷吃的，是因为饿。饿是什么？是一关乎生命的本质痛苦。说句不好听的，除了厕所里捞来的，不吃，我什么都吃。你的岁数大，又不劳动，肯定对这痛苦会不，而且，可能还把和朱阿姨带给你的品，分给帮助照料你的年轻犯人吃，对吗？”聂绀弩，：“是这样的。”继而，他把话题拉了回来：“你跟我说说那件后果严重的事情。”

我开始了讲述：“最初的几年，我是在苗溪茶场。三十多个新、老反革命女犯挤在二十多平米的监舍。睡在我斜对面的一个眉大的中年妇女，叫张家凤。她生活泼，多才多艺，有一条好嗓儿，会唱许多中外歌曲。兴起来的话，还要讲几句英语。我觉得她是众多女囚中最可的，但是组长警告我说：‘张家凤是个抗拒改造的反改造分，你不要接近她。’很快，我便发现她的神不够正常，自说自唱，神神叨叨的。越是茶采摘的季节，她越是发作。别人一天采茶二十多斤，她的茶篓却是空的。消极怠工，就是抗拒改造，晚上要挨批斗，犯人斗犯人。多数犯人为了表现自己靠拢政府，接受改造，批斗时就掐她的胳膊，扯她的发，煽她耳光，我吓得躲在旮旯，但张家凤却习以为常，甚至面带微笑。组长又告诉我：‘她的态度如此嚣张，是仗着自己军人、军大毕业。打过几次杀威，好些了。她犯罪的起因是被一个首长搞了以后，甩了，从此对共产党怀恨在心。’”

“这样经历的女同志，在建国初期是不罕见的。即使有些年轻女同志被组织安排给了某首长老婆，多数也不幸福。”聂绀弩了一句。“大概是第二年采摘茶的时候，张家凤的旧病复发了，而且很严重。她咒骂的不光是那个曾经玩自己的队首长，也不单是把她送监狱的军事法。她咒骂的是泽东。很多犯人都听见了，大家争先恐后地去揭发。事情汇报上去，教事发话下来，说：‘章诒和的文化程度，叫她不要采茶了，拿着纸和笔，跟在张家凤的后面。听到一句反动话，就写下一句。再布置另外几个犯人靠近张家凤劳动，一边采茶，一边用心记下她说的，晚上让她们找人写成揭发材料，作旁证。’当时正是下午四钟的样，从清晨四开始爬上茶山，人已经了一圈儿（即12小时）。我累得要死，腰痛得要命，好像就要断了。一听到这个任务，忙甩下茶篓，心里别提多兴啦。只觉得自己可以从疲力竭中逃来，而不去想想我记录下的材料是嘛用的。我跟了她两个下午，她在咒骂的时候，仍称泽东为主席。她真的疯了——这一，别人不懂，我应该懂。大约过了半年，在‘十一’国庆节之前，张家凤被押走了。9月30日，劳改茶场召开宽严大会。宽大理的样板是我们的那个组长，减刑半年；从严惩治的便是张家凤了，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而判死刑。宣判后的二十分钟，远传来了两声枪响，数千人的会场如一潭死。弹穿她的同时，仿佛也击中了我。张家凤死了，我觉得是我用笔和纸害死的。”我说不下去了。聂绀弩起把茶杯端给我，说：“喝，喝。”“聂伯伯，你知吗？从抓我的那一刻起，我一直认为自己无罪。但从枪毙张家凤的那一天开始，我便觉得自己真的有罪了。”

“罪不在你，错不在你。”聂绀弩的目光沉郁，仿佛人类的善良、忧患及苦难都随着目光，溢而。他烟的时候，嘴原是闭的。这时却张开了，一青烟冒，随即散开，在空中形成淡薄的雾气。他仰着，看着这飘动的青烟渐渐散去，语调平缓地说：“密告，自古有之，也算个职业了，是由国家机派生来的。国家越是专制，密告的数量就越多，质量也越。人们通常只是去谴责犹大，而放过了残暴的总督。其实，不犹大是否告密，总督迟早也会对耶苏下手。”

“聂伯伯，我在狱中呆了十年，会到对一个囚犯来说，贪生可能是最烈的情。而狱政理的许多法，正是利用了这情。”我们还谈起各自的“犯罪”情况，一对案情，俩人都笑了。原来在我俩的判决书上都有“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罪状。

我说：“我们的病都是太说话。”我的这句话，聂绀弩有些不受听。气呼呼地说：“祸从——这条古训，中国的老百姓谁敢不牢记在心？他老人家不开则罢，一开，必是雷霆万钧，人落地。我们这个国家什么工作都可以痪，惟独专政机照样运转。而且，人被了帽，被关押，被劳改，被枪毙，可革命照旧行，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最可怕的地方，也算是社会特和特征吧。”聂绀弩停顿片刻，突然提了声音，说：“但是，无论我们怎么坐牢，今天的结果比老人家。”

“你认为，他老人家的结果是什么？”

聂绀弩伸四个手指，说：“四句——败名裂，家破人亡，众叛亲离，等到一切真相被揭开，他还要遗臭万年。”

“聂伯伯，‘文革’中我的父亲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泽东几十年的执政错误给中国的每个家，都制造了灾难和痛苦，别看现在是‘红海洋’，将来会是个悲剧的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