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是正希望这样么？韩桂心说她不反对我研究她，但是我总结的主题未免太尖刻太冷酷，无论如何这里还有忏悔的成分。是忏悔就需要勇气，时间是次要的，无论事隔30年，40年，100年，1000年，敢于忏悔本就是勇气。我对韩桂心说你指望我赞颂你的勇气么你错了。我们再假设一下，假设你婚后顺利怀了生了孩，你的丈夫也没有对你失掉兴趣，你还会有这忏悔的望么？无论如何你的全录音给我一这样的印象：40年前陈非的死抚平了你的嫉妒心；40年后陈非的父亲却得承担你的不怀。韩桂心上以一跋扈的，一暴发惯有的比较蛮的气对我说，你尽可以随便研究我质问我，我不在乎。我还可以替你补充：除了怀，我还要引人注目，特别是引我丈夫注目，就像我从小、从上幼儿园就有的那愿望。死一个人和承认死这个人都是为了引人注目，你能把我怎么样呢？你难不觉得这件事有其独到的新闻价值么，你难不愿告之你那些报界的朋友，叫他们在各自的版面抢发一条这样的新闻么，我连题目都替他们想好了——当然，在你面前这有班门斧的嫌疑，不过我还是想说来，这条新闻的标题就叫：

“40年前本市男童梯坠死有新说，40年后大款之妻墓园隐情。”

韩桂心虚拟的小报新闻标题趣味不，但正合那么一档次，使我一下游离了事件本，想着这女人若是朝这类新闻记者的方向努努力，倒说不定是有发展的呢。标题中“本市男童”、“大款之妻”和“梯坠死”、“墓园”这类的词很有可能对市民读者产生招引的吊胃的效果。

啊，这真是一个没有罪恶的时代，连忏悔都可以随时变成噱。

韩桂心见我不置可否，就说我肯定是在心里嘲笑她。我说没有，我说我可以答应她，介绍本市那张名叫《暮鼓》的晚报记者采访她。我说着，心里已经想要躲开韩桂心这个人和她的事了，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我自己无聊。韩桂心说：“那么我们约好，明天下午3钟还在这里怎么样？明天中午陈先生和我丈夫有一个工作午餐，我丈夫邀请了我席。我会在这个工作午餐上向陈先生宣布陈非之死的真相，然后我赶到陵园会见《暮鼓》的记者。”我说这又何必呢，邀请记者一起吃饭不就得了。他可以旁听，你也可以少跑路。韩桂心上反对说：“商人都有自己的商业秘密，记者怎么可以旁听。”我说那你可以在午餐之后约记者去找你。韩桂心说她就选定了烈士陵园。她说：“你忘了我拟定的那个标题了么：40年前本市男童梯坠死有新说，40年后大款之妻墓园隐情。叙述这件事我追求一氛围，墓园就是我最理想的氛围。你不是也喜这儿的氛围么，你不喜你为什么总到这儿来？”我对韩桂心说我的确喜这儿，我喜这儿的大树；我喜这儿沉实平静的坟墓；我喜这儿永远没有人来坐的那些空椅；我喜这儿的空气：又透明又苦。我还喜这儿正在发育的一切，丁香们新芽了你没看见么，那些小米大的粉新芽就像婴儿的小，对，婴儿的小…韩桂心打断我说：“我更喜坐在墓园里的你——我要请你和记者一块儿来，你见证人。你一场，这事的新闻价值就变得更加不言而喻了。”我告诉韩桂心我已经没有再同她见面的必要，韩桂心说她要想找我就能找得到，她还知我家里的电话。

天黑得更厉害了，我和韩桂心已经看不清彼此的脸。黑天和我前她那张不清不楚的脸使她刚才那番话更有了几分威胁的意。我试着怜悯她，试着在心里承认这一切并不纯粹是无聊。我还想起了她的母亲，那位陷棉被不能自的张方女士…分手时我答应韩桂心，明天下午3钟和《暮鼓》的记者一起在烈士陵园和她会面。

第二天下午3钟，我如约来到烈士陵园，但是没有约什么记者。昨晚回家之后，我又把计划稍作了修改。也许我的世故使我本能地不愿意让别人借我的名义把他们自己的事炒得沸沸扬扬，我不想为此付什么，也没有义务一定要付什么。或者缘由还不止于此，我有一预，我预到韩桂心的“告诉他”后面大约还有麻烦。她怎么能预测和把握陈先生和她丈夫闻听此事后的反应呢？她又怎么能保证事情会有板有地沿着她设计的轨发展下去呢：怀上她丈夫的孩并成为新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