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我的放松，我只有放松着才顾得上欣赏我的丈夫。我承受着他那并不沉重的躯，我像一株树那样听凭他在上边攀来爬去。在他的下边我觉不到风险和不安，我和他本是差不多的人，都不太光明，可也坏不到哪儿去。我想为他生个孩，好好过我们的让许多人的生活。我知我丈夫频繁地在我上劳动也是急着想要孩，我们俩一有时间就这事。我早就不工作了，我丈夫说过我用不着去工作，我应该呆在家里生孩，养孩，享福。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没有孩，我们去医院过检查，我和我丈夫都没问题。究竟是为什么呢我几乎不愿想下去，因为我觉得我又拐到了1958年那个不可言说的下午：一个孩死在了我的手下，上苍便不屑再赐孩于我了吧？我偷着想，我偷着思量这久远的惩罚终于来临了：他们不让我有孩。

我丈夫近两年开始疏远我，我自嘲地想他这是爬厌了我这棵傻的直的大树，一棵不能开结果的秃树。这时我才发现我不仅想念我的丈夫，我其实是上他了。结婚十几年来，不是没有男人想对我好，但他们顾忌我丈夫的钱和势力，不敢对我怎么样——假如我想对他们怎么样倒是可以的。但我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放在了我丈夫上。我为他而打扮，投他所好，渴望引起他的注意和望。他却不再注意我，他在外边女人很多。他只是不断送给我比较贵重的东西，以此来安抚他的良心。每当他送我重礼时我就知他又有了新女人，我名下那些礼的件数便是他的女伴的人数。我觉到他也许会同我离婚的，那些女人都有可能怀上他的孩。我怎样才能引起我丈夫的注意，怎样才能让他重新正视我的存在？像我这么一个连孩都生不的女人。前些天我发现了一个机遇，这机遇恰恰又不可逃脱地联系着1958年那个死在我手中的陈非。

陈非的父亲，当年那个印尼华侨“文革”中他曾被当成国特务抓了起来。“文革”结束后，这“特务”的伯父在国去世，他便去了国继承了一儿遗产，成了一个比较有钱的籍华人陈先生。陈先生近期抵达这个城市，有故地重游的意思：怀旧，伤，炫耀，多情绪兼而有之吧。他打算在北京路幼儿园附近买下一块地，兴建一座大型上公园。话说到这儿我不得不再次提及你的（不客气地对笔者），当年就因为一个孩死于梯，你便下令拆除全市所有梯，就剥夺了全市儿童打梯的乐趣。与其说这是为了安全，不如说这是一历史的退步，是你他们那一代人的共有思维。陈先生懂得让历史步，他不仅要在上公园建造梯，中梯、空中梯，蜗形的、波狼形的，他还知在设计时充分考虑它们的安全能，这就是步，你说对不对（笔者不置可否）？也许你不便于表态，那么我接着说。陈先生此次的合作伙伴便是我丈夫的公司，他要建上公园的那块地，现在属于我丈夫名下。只有我知他为什么要在北京路幼儿园旁边建一座上公园，那是他对陈非的一纪念形式吧。我终于找到了使我得以解脱的：我应该面对死者的父亲陈先生，告诉他1958年那个下午的全真相，告诉他让他难受让他恨我。只有他恨起我来我才能真正解脱，我解脱了或许也才有可能怀上我丈夫的孩。告诉他，我决心要告诉他。

日的傍晚，烈士陵园比别黑得要早；这里大树遮天，刚过6钟，光线便一层一层地暗下来。我已觉阵阵凉意，韩桂心却丝毫不显倦怠，她显然在为自己那个“告诉他、告诉他”而激动不安。作为局外人，我似乎没有必要鼓励她“告诉他”或者阻拦她“告诉他”我只是暗自作了一个假设：假如我是韩桂心，我会选择“不告诉他”既然法律并不能惩罚30多年前一个孩的罪行，既然法律也本无以拿对这孩判罪的凭证，韩桂心如今的向死者亲属披真相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为什么她要勾起一个男人（籍华人陈先生）平复了30多年的哀伤，有必要让这位陈先生打碎从前的结论，对之死开始一个全新的让人心惊的猜想吗？对于陈先生这太沉重了，对于韩桂心这太轻佻了——我无意中用了“轻佻”一词，我很想叫韩桂心知，正是她后来的叙述使我想到了这个词。我把录音带倒回去，我们重又听了一遍韩桂心准备告诉陈先生事实的理由：“…我应该面对死者的父亲陈先生，告诉他1958年那个下午的全真相，告诉他让他难受让他恨我，只有他恨起我来我才能真正解脱，我解脱了或许也才有可能怀上我丈夫的孩。告诉他，我决心要告诉他。”

我对韩桂心说，你听清你这段话的主题了吧，删除所有枝蔓直奔主题这主题只有一个：说往事以换取你的怀。韩桂心冲我怔了一怔，接着她说：“你在研究我。”我说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