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哪怕她这“要”本就是一盲目的夸张。可是她应该什么呢？她没有恋，校园里还没有现值得她为他费神的人，那么就走校园去吧。有一天上铺说她要给尹小介绍一个人，她说那人虽然不是作家或诗人，但离诗人很近，一个诗歌杂志的编辑。她说听他聊天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她说有一次聚会时他给大家读了一首诗叫《我的》：“我的我这个啊，为什么一坐就坐在了资产阶级那一边？无产阶级的板凳啊我恳请你，恳请你收下我这无知的——哪怕是冷板凳…”尹小并不以为这能叫诗，可能作者有意在摹仿从前那些批判会上疯狂地自我批判的人。这“诗”只让尹小下意识地想起了她的，想起她拿羽绒枕当沙发的鬼祟而又得意的时光。她没听说过在诗里可以大讲，毕竟不是谁都有泽东那气势的，他能把写诗。她却和这个编辑见了面，就像刻意要去寻求一刺激。毕竟她只是一个学生，而对方是一个诗歌杂志的编辑。编辑的地位仅次于作家吧，也仅比作家低那么一儿，小小的一儿。

是个寒冷的晚上，在术馆门前，他们有些生地握了握手，相互了自我介绍，就开始来来回回地走。他们都穿着厚厚的羽绒服，下边都是裹住的仔，远远看去就像两只闲逛的鸵鸟。尹小从来没有和一个男人单独约会过，特别是和这样一个“离诗人很近”的人。当双方开始有些拘谨地走来走去时，尹小率先发现了这一切的毫无意义：她这是在什么？她想走到哪里去？上铺向她介绍这编辑时不是告诉她对方是个有家室的人吗。她告诉她原是想让她放松的，意思是你们可以恋，也可以不恋，不必有什么神负担——不谈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就不能单独见面了吗？在从前的时代，60年代或70年代这可能是荒唐的，现在不同了。照上铺的观，仿佛只有让一个未婚女学生和一个已婚男编辑不断地在晚上约会，才能证明一个时代的开放程度和一个人心的自由。而此时此刻，她正在通过尹小这个活人，帮助她实施她的这个观念。不幸的是尹小的心并没有到自由，她觉得十分张，叫她内心张时她便要滔滔不绝地说话。她说起班上的男生女生，说起堂的饭菜，讲现代文学的先生怎样把衬衫错系着扣就走了教室…她滔滔不绝、忙忙地说着，就像不加选择没走脑，因此一也不级，不聪明，没趣味，也不幽默。

她的内心一片空白，她那空白的内心一遍又一遍冷静地提醒她，她与边这个“驼鸟”见面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她简直就是在用这滔滔不绝的胡扯来惩罚自己这荒唐透的约会。她滔滔不绝地说着，内心又是那么焦虑，因为她没有经验，她不知怎样才能结束这刚一开始就该结束的会面。她甚至愚蠢地认为，只要她一刻不停地说下去，这会面便能尽快地结束。好不实易那编辑了嘴，她这才发现他带着很重的音。她不喜有这声音的男人，这声音使说话的人显得装腔作势，总像在用说话的方式练习发声。编辑说毕业之后你准备回你们那儿去吗——你们那儿，是福安吧？尽是座古城，但毕竟是外省。我劝你还是争取留在北京，这儿才是文化中心，对此我有会。

尹小对编辑的说法有些反，他又有什么资格张“你们那儿”闭“你们那儿”的，上铺说他也不过是几年前才从西北的黄土原调到北京的，如今他就像北京的一个主人似的对来自福安的尹小作悲天悯人状了。而尹小在北京的胡同里喝着杨梅汽逗猫玩儿的时候，你又在哪儿呢？

往事历历在目，从前的一切，当她作为一个小北京人初次福安那座城市时，她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她有过她的委屈，也有过她的自豪。她曾经力图那个城市，也许她了，她的反而才使她有力和能量，和她的几个密友在那个古古香、极端排外的城巾里勇敢地捍卫了北京的音。北京啊，北京从来就不知有这样几个女孩，曾经自不量力地妄想把它的文明带给一个陌生的城市。尽北京远也用不着她们这样，永远也不需要她们这样，尹小她们却执拗地挥洒着她们的痴情。而前这个人，这个人为北京什么了呢，他却已经在以北京人自居了。再说他一开就是毕业分也使尹小不快，难她当真会跟一个陌生人谈及自己的私事——毕业分吗。总之一切都不对。她恼恨上铺的力，也恼恨自己的轻浮——她很想用这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她有几分心酸，为了自己这不辨方向的将自己投掷；她亦有几分清醒：她忽然觉得她并没有顺漂她的青，她忽然意识到被她珍藏的依旧是宝贵的，她为自己能矜持地守住它们到庆幸。在很多方面她不如上铺，她跟不上上铺，那就让她这样“落后”下去吧！

她就在这越来越清楚的思路中等来了末班车。上车的人很多，她一边朝车站跑，一边冲编辑咧咧嘴算是一个告别的笑。然后，她就拼命往已经很拥护的车门挤去。这当儿编辑依然跟在她后边，显然是要照顾她挤上车再离开的，她于是扭冲他喊着：“哎，你能不能使大劲儿推我一把！”他使大劲儿推了她一把，她终于上了车，车门在她后“嘭”地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