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授予的，理由很简单，实在找不到一位能在授奖时肯保持一副严肃表情的国导演——多兰在向我讲述这个特别的故事时这么说。

在缪斯-瓦特伯接受此项奖的当天晚上，有两个电影剧作家由于激愤而心脏病发作，一位住在贝佛里威尔舍旅馆的女演员把电视机从她的四楼间扔了去，三名导演愤然辞去金像奖评委的职务，一位电影剧作家对此事的评论是：简直就像要关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投票选希特勒当最受迎的政治家一样稽和荒唐。然而不怎么样，这项奖的金像成了缪斯-瓦特伯最心的收藏品。

瓦特伯还想不少迫正在升起的新星为他拍坏电影的鬼，例如为他们提供数目可观的揭付款来购买在贝佛里山的大楼公寓等。缪斯-瓦特伯的制片厂为了剥夺本该属于这些富于创造的奇才的钱，还不断地在法上制造把官司打到底的局面。瓦特伯在华盛顿有靠山，他擅长用丽的小影星和秘密基金招待政客，经常资让他们到世界各地的那些费用昂贵的名胜之地度假。他知该如何利用律师和法官去敲榨金钱，巧取豪夺。至少多兰是这么说的，我听起来，这个人就像是个力充沛的国商。

他除了狡猾之外，支撑着三重文化制片厂的最重要的资本是他在华盛顿的那些靠山。

由于他的禁生活，因而他的敌人所散布的许多关于他的言蜚语都站不住脚，他们一会儿说他每个月都极其秘密地飞往黎去嫖童，一会儿又说他是个窥狂，在妻的卧室开了个窥孔，放任他的妻和夫就为了能够在那边欣赏，等等不一而足，不过，这些丑闻全是假的。

由于他的智力和个，他和电影界里的其他重要人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躲开传媒的报，唯一的例外就是这一次争取人主义奖。

多兰把车开了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里，我第二就已经讨厌它了：楼房是混凝土结构的，空地的景和工业区的公园大同小异，使整建筑看起来就像是无害的机人的集中营。我们了几重门后，警卫没有为我们提供特别的停车位，我们必须使用计时的车位。有能自动抬起的红白线条相间的木把手，我当时并没有注意到得25分才能从的门通过。

我还以为没安排车位是个意外事件，是秘书的疏忽，但多兰告诉我这是缪斯-瓦特伯的手段之一，为的是故意把像我这样的天才捉一番，他们不敢欺骗导演以及大牌明星，一般影星也自会把车开到泊车位的后面，他们这样的目的是要让作家明白：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听了多兰的解释，我认为他有些偏执狂，所以笑了笑，没发表意见，不过他们的这法的确有让人不兴。

在主楼，有个保安员检查了我们的证件，然后打电话落实我们是否事先约好。不久，一个秘书下楼来接我们乘电梯到层。层的布局很有品味，但令人骨悚然。

尽这样，我还是承认对杰夫-瓦更的魅力和他在电影业方面没底线的法印象刻。我知他是个惯于玩骗术的人，可是这一行的人行骗似乎是很自然的事，就像在一个带的岛上发现某外形奇异却又不能吃的果一样自然。我和代理人在他的办公桌前坐了下来，瓦更叫秘书停止接所有的电话。他的这法当时真让人动，后来才知他并没有真正下达秘密暗号去停接所有的电话，因为在我们开会前他至少接了三个电话。

在开会前，我们还得再等半个小时瓦特伯才有空。杰夫-瓦更就给我们讲有趣的故事，连那位俄勒冈森林少女刺他的丑闻也被当笑话来讲了。这个故事结束时，他笑着补充：“如果她的工作得彻底一些，这些年来可就为我节省不少的金钱和麻烦了。”

瓦更的电话又响了，接完后，他陪我和多兰走过大厅，到了一间豪华的会议室。它也可以用作电影放映厅。

尤格-克林诺、郝林南和缪斯-瓦特伯都坐在长长的会议桌旁随意地聊天，稍远一些有一个满白发的中年人，瓦更介绍说他就是影片的新导演，名叫西蒙-贝福特。我记得这个名字，20年前他导演了一很好的战争片，接着他就和“三重文化”签了长期合同，成了为杰夫-瓦更炮制劣质影片的一员大将。

和他坐在一起的年轻人名叫费兰克-理查德。此人有一张狡猾的尖脸，穿加州嬉士服装，看起来很刺。他正是詹娜丽描述过的那在贝佛里山游来去，专门靠欺骗和拉条混日的年轻漂亮的男，她称他们这人为“令人恶心的一群”她这样说也许是为了让我振作起来，但我看少女们很难抗拒像费兰克-理查德这人的诱惑。他现在是西蒙-贝福特的制片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