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局为重；以我俩的前程和革命事业为重。忘记过去，并不意味着背叛。忘记过去，是为了轻装上阵，快加鞭，更快更好地去实践我们的理想，实现我们的理想。”“你前天学习的文件啥神？”“要继续狠抓农业学大寨。”事情就这样过去了，风息狼止了。没有人不相信程庆东是到九都开会误中革命斗争的枪弹而死的。我们现在分析前因后果，毫无疑问，程庆东也许早就怀疑我和红梅的关系了，因苦于没有证据而不能言声，苦于我和红梅都是如日中天的革命者而不敢言声，苦于自己那乡村知识分的懦弱而不愿言声，只是到了去九都开会以后，给了他一次突然返回村里的机会，才悄悄走了红梅住的厦房里，才发现了那个地。可是，他从车站沿街回到家怎么会没有碰到一人？是他为了突然现而有意躲着村人吗？还是他那天（到底啥儿时候哩？）返回时恰巧街上人稀静呢？再或，有人见了他，也并不刻意去记住见过他，忽然红梅把骨灰盒抱将回来了，见了他的人也不敢相信到底见没见过他。总之，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死了谁，不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我们就给程庆东开了一个追悼会。在埋了骨灰之后，程天民大病一场，到镇卫生院住了半月院。院后他人就老了哩，像桂枝死后程天青突然疯了样，他老得走路都摇摇晃晃了。回到程寺里，他很少再走那寺庙。人们很少在村里见过他。事情就是这样，斗争是残酷的，革命是无情的，有时甚至是残暴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也是必然的。在后来的日里，在那整个冬季里，红梅总是无打采，缺少朝气，无论我如何向她讲解、输人要面对现实、展望未来、怀大志，为明天奋斗的革命理，她都心不再焉，似听非听。我说，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该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她说她一睡着，就看见庆东的被我用铁锨像切瓜样劈开的模样了，就看见埋庆东时，庆东无论如何不肯闭的模样儿。为了让她尽快从影中走来，无论在哪儿，没人时，我都情地对她行拥抱和抚，可她都没反应。我拉她垂下的手，像我捡起了一枝树枝样；我去亲吻她，像亲两片红橡胶。我鼓着劲儿去解她的衣扣儿，去抚摸她的，她虽然没阻拦，可依旧没回应，像我在饥不择中去咬冷蒸馍。那个冬末，她成了革命中的行尸走，成了我们情中的活泥人，成了程岗村人民群众真正的同情者。总而言之，她患了革命忧郁症，患了革命失意症。我作为她的领导人，作为她革命的引导者和她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与情侣，我有责任把她从这忧郁、失意中救来。我知对于患病的革命者，最好的良药仍然是革命。在革命中跌倒，就让她在革命中爬起来。而在战争时期，革命最好的方式是荷枪实弹去战斗，是让患者上战场。上了战场他把一切也都忘记了，一切病症也就因此解除了。而在非战争岁月里，革命最主要的形式是斗争，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开会，在会议上发言或者不发言，批判别人或者被别人批评和批判，这样的斗争就可能把革命者的病症慢慢解除掉。那些日我不停地让红梅去开会，凡能让她替我的会议我都让她去参加，能让她替我发言的讲话我都把她推到主席台上去。到冬末的二月间，县里给镇上分下来一批低价素，是日本国产的纯素，素的袋是尼龙布，往常惯例，镇上把素分给各大队，各大队再把素分给各个生产队，然后施完后，再把袋儿收回来，照顾给那些军属、烈属和“五保”的老人们。我们已经把素的下发计划拟好了，也把素袋儿分好了。除了军烈属和五保，每家一个素袋儿，刚好可一条穿或者一个染布衫儿，其余的袋，计划分给党员们，分给那些革命的骨分和阶级斗争的积极参与者。然就这当儿，镇上召开了一个前基层扩大会，扩大到各生产队的正队长，在这个会议上，王镇长不经党委研究，擅自决定把去年夏秋两季的平均亩产和总产量写在一张大的白纸表格里，贴在镇上的会议室。在那表格里，程岗大队去年小麦亩产只有210斤，玉蜀黍亩产290斤（我们把积运动放松了），年人均粮190斤，每个工（10分）只有一七分钱。就是说，一个劳力一天只挣0。17元钱，每天粮细粮只有6两吃（我们程岗大队是吃返销粮最多的社会主义集）。这数字为全镇倒数第一，而别的大队最不济也平均亩产320斤，每个工三五分钱。亩产最的是耙耧山的王家峪大队，亩产427斤半，每个工五一分钱。王家峪大队支书正是我前边说过的那个赵秀玉。王家峪大队也正是王镇长的家。这个扩大会我仍然让红梅代表程岗大队参加了，会期一天半，吃住都在镇政府，日程安排是半天学文件，二半天王镇长总结革命和生产，三半天是讨论。到王镇长总结的那天后晌，他就把统计表贴在了会议室，这下各大队的就炸了，看到“新延安”的革命火朝天，而人均粮只有190斤，人均工值只有一七分钱时，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红梅上了。更为重要的，王镇长在会上把那张图表念完后，竟突然宣布说：“为了落实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今年天的化和救济粮要拿

本章尚未读完,请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