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奖给那些亩产超过350斤的大队、生产队，亩产超过400斤的大队最少要奖励救济6000斤粮，低价素50袋。”会场上轰隆一响，所有的目光又都馋涎滴地羡慕到了王家峪大队的赵秀玉的上和脸上。红梅在大会休息时离开会场了。“这是王振海公开我们程岗大队的丑。”她回来到大队里找到我，（我那天是去大队里啥哩？）“是向各大队宣布我们程岗大队无非是个假典型，是镜里的烧过不能吃，里的月亮发不了光。”我们因为情的狂和跌落已经把和王镇长的斗争放到慢了，没想到王镇长在我和红梅的多事之秋给我们刮风又降雪。这又应验了那句话，在革命的斗争中，你不征服敌人，敌人就会征服你；你给敌人以息之机，待他羽丰满，他就会鹰一样扑向你。少分给我们化我们天如何搞生产？少分给返销粮我们让百姓吃啥儿？红梅给我说着时，我在叠着一张纸。叠着纸我冷而定地对我自己说：阶级是不可以调和的；斗争是决然不能停止的。“这是‘王振海有意给我们走新路’的穿小鞋”红梅说：“我们提前把素袋儿都分给社员了，现在不给我们化让我们如何向贫下中农和积极分待呀！”真的记不得我那天是去大队里啥了，我就坐在桌前，不慌不忙地叠着桌上的一张纸，像红梅的话压没听见。红梅说：“军，你咋不说话？你以前天天说要把王镇长推翻掉，说你要当脱产的镇长，可这二三年不再听你说这话儿了。现在王镇长敢公然在你军上作威作福、拉屎拉了，你却连都不敢放一个啦。”我依然看着手里的纸，叠得不能叠了还在叠（我有怀若谷、事不的风度呢），直到把一张纸叠成一个方团儿。红梅着急了，她忽然把我手里的纸团夺下来，扔在桌上：“军，你不是自称你是天才的革命家、政治家？该你面革命了，该你给大伙谋划策了，该你向王振海宣战了，可你为啥不说话儿啦？不敢面了是不是？斗不过王振海了是不是？束手无策了是不是？”红梅这样说着时，她的脸上又有了先前的光亮和激动，又有了一谈到革命和遇到革命形势发生变化时的不安和兴奋。我看来斗争这剂良药开始在红梅上生效了，她的那忧郁由于革命斗争受到了挫折，或者说她作为年轻、漂亮的女支书受到了王振海的藐视到人格受到污辱了。我从凳上站起来，用脚在地上拧一下说：“他妈的，阶级和阶级，果然不能调和哩，你不把他置于死地，他就早晚会把枪对准你。”我说：“红梅，有些事情不是不报，是时辰不到，时辰一到，就必然会报。现在王振海又向我们程岗大队开枪了，在你我都心神不宁的时候开枪了。你说得对，我们不能坐而不动，置若罔闻了；不能熟视无睹、麻木不仁了。”我说：“红梅，你现在就回到会场上，密切注意王振海和赵秀玉。我就不信他们没有一儿。王振海他老婆是，在床上不能那事，我就不信王振海他妈的真的是圣人。”红梅望着我没有动。我说：“你去呀。会上该吃午饭了，下最重要的是一线索来，有一丁半他和赵秀玉的线索就能把他王振海掀翻掉。”红梅便将信将疑又信心十足的走去了。红梅再次从会上回来已是吃过午饭的后半晌，我们仍然是在大队里见的面，仍然坐在我们曾几次当床用过的榆木、柳木面的桌前。我说：“咋样？”她半神半秘说：“有些异样儿，吃午饭时王镇长把他碗里的往赵秀玉碗里夹了几块儿；赵秀玉说：‘不要不要。’王镇长说：‘客气啥呀，我们在外边比你们在山里吃多。’”我问：“王镇长给别人夹没？”红梅说：“没有见。”我有些兴奋了：“还有别的啥？”红梅说：“散会时王镇长在政府门送各大队的支书记，我觉得他和赵玉秀握手时握得一些，也握得时间长一些。”我问：“握手时赵玉秀的脸红没？”她有些遗憾：“当时我在赵的后没看清，但我觉得王镇长的睛特别亮。”我说：“日他祖先，百分之二百他们有一。”她说：“不一定有一，但至少能看来王镇长对赵支书格外亲。”我说：“你不了解男人。他们肯定有一。”又问：“分手时他们说了啥？”红梅想了想：“王镇长握着赵秀玉的手说：‘秀玉，那事你还照我说的，有了问题你全推到我上。’赵秀玉说：‘王镇长，咱们那儿山皇帝远，有了事我也不会牵涉你。”我把拳在桌上捶一下，那桌上仅有的一个空瓶起来在地上了：“‘那事’是啥事？不是男女关系是啥儿？这迹象表明，王镇长和赵秀玉的关系不一般。”我说：“红梅，主席说那话一都不错：共产党怕就怕认真二字。只要我们认真了，世界上没有我们办不成的事。还有那段话：以伪装现的反革命分，他们给人以假相，而把真相隐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相隐蔽得十分彻底。他们总有一天要把狐狸尾来。我们认真了，他尾我们就不可能不一下揪住他的尾，把他从政治舞台上摔下来。”红梅说：“军，捉要捉双，至少也得有人给我们写一份证言材料我脸上挂了一层笑，隔着桌把红梅的手在我手里说：“日他，明儿天你从大队会计那儿借10块钱，就像杨荣说的样‘不虎，焉得虎’———我俩去一趟王镇长的老家王家峪，就是买也得买回一份证言材料来。”第二天，我们就到耙耧山的王家峪行更为刻和广泛的斗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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