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怎么。我们怕事，和你爸爸商量，不如先让到老家去”

我倒是松了一气。那些天听说了好几起打死人的事了。不过坦白地说，我松了一气的原因还有一个：不在了，别人也许就不会知我是跟着长大的了。我生怕班里的红卫兵知了这一，算我是地主。

“过些时候，我就去看你，再给她送些东西去。”妈妈说，声音有些抖。

忘记是为了什么了，我又回了一趟家（可能是为了拿一件什么东西）。院里已经面目全非了。没了；地上刨得七八糟的，没人；每棵树上都钉上了一块语录牌；搬来了好几家新街坊。八家也搬走了，听说搬到胡同东的一个大院里去了。那儿原来住着个资本家，被轰走了，空下来不少好房。我走屋里，才又想到，走了。屋里的东西归置得很整齐，只是落满了灰尘。不在了。在的时候从来没有灰尘。那个小线笸箩还在床上，里面是一绺绺彩的丝线，是补用的。我一直默默地坐着。天黑了。是天，没有星星。

这会儿在哪儿呢？什么呢？屋里没有别人，我哭了。我想起小时候，别人对说：“带起来的，长大了也忘不了。”笑笑说：“等不到那会儿哟！”…海棠树的叶落光了，没有星星。世界好像变了个样。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个严肃的结尾，大约都是突然面对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再不能睡一宿觉就把它忘掉，事后你发现，童年不复存在了。

接着是轰轰烈烈的两三年。我时常想起。但史无前例的事太多，听也听不过来，想也想不过来。不断地把人打倒，人倒不断地明白了许多事情。打人也是为革命，骂人也是为革命，光吃不也是为革命，横行霸、仗势欺人、乃至行凶放火也是为革命。只要说是为革命，什么就都有理。理随即也就不值钱。

接着是上山下乡。抡镢的为革命而抡镢，养妾选的为革命而养妾选；饥寒迫的为革命而饥寒迫，挥霍无度的为革命而无度地挥霍。革命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在延安队的时候，妈妈来信说回来了，岁数太大了，农村里没她的活，公社给了证明，说改造得好，态度非常老实。

又在北京落下了。

七二年我也转回了北京。那年七十岁，发全白了。爸爸、妈妈又都到云南校去了，又剩了我跟。或者说是，跟着我。

我已经二十了。我懂得了什么是历史。很多事情并非是因为人怎么坏，而是因为人类还没有明白那些事情为什么是坏。譬如说，她还不明白地主为什么坏，就注定是地主了。也可以说这是命运，但革命不正是为了把全人类都从那厄运中解放来么？

但那还是一九七二年。

我回到北京的时候是半夜。在车站坐了半宿，到家的时候天还不亮。我推推院门，院门开了。我推推屋门，门上有锁。我一愣。院里的人还都没起。很静，谁家屋里传响亮的鼾声。这么早上哪儿了呢？还是那四棵树，一棵梨树，三棵海棠，但树叶都被虫咬得斑斑驳驳的。院里盖起了好几间小厨房，歪七扭八，灰压压的。

北屋门一响，宋家老来了：“哟，你回来啦？你这几天净念叨你呢。”

“我这么早上哪儿了？”

“你没瞧见？就在外扫街哪。”

我跑院门。远远的晨雾中，有一个人影，用的是长把笤帚，是。后来我才知，这么早来扫街，是为了躲过人多的时候，怕让人看见。她现在是以一个地主的份在扫街，在改造，不是象当年那样是卫生负责人。

见了我可是立刻就哭了。

我把搀屋，劝她，安她。我才不说“这是群众运动，您应当理解”呢！她怎么会理解呢？多少大人不是都不理解吗？只是当我说到“群众的睛是亮的”的时候，才不哭了，连连，说街坊邻居对她都不错，街积极分对她也不错，居委会主任还偷偷劝她别往心里去，扫起街来也得悠着。扫街总是超额，甚至加倍。“还记得八吗？”问我。“当然。”我早就听说八这几年在街上很名，外号叫“八爷”一般的氓小偷都服他。八没有去队。“可不是吗，唉！可是他见了我，还是我叫。”

说。这似乎使她非常动。又说：“没人的时候我跟八说，可得好好的，要不将来后悔一辈。他倒是低儿听着。别人说他，他连听都不听呢。”“他工厂了？”“没有。先前他想工厂，人家说他不去队，不给他分。这会儿人家给他分了，他又嫌工作不好，不去，等着。他可倒也不缺钱，又烟，又喝酒。他还老跟我说：象您这么老实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