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想到人主义。人最主要的标志既是神，那么仅仅地救死扶伤显然不能算彻底的人。救死扶伤仅仅是关心人的，而忘记了人的神。把一个要死的人活，把一个受伤的人治愈，然后不给他舒展神的权利，岂非最大的不人么？无期徒刑比死刑更可怕的理即在此“士可杀，不可辱”的理亦在此，屈原的投江和张志新的殉难，也均因此光彩照人间。

至于什么样的理想、目标可以使生之过程壮丽辉煌，这又是另一个题目下当作的文章。但有一，如果人们普遍到活得压抑，便足说明理想和目标了病：也许不是字面上的病，而是实质的歧途。

我从洪峰的《湮没》里听到一个声音：你每天的24小时及每年的365天的生活，了什么病没有？荒诞派——《湮没》使我想到这个词——其实是非常积极的倾向，他无非是看了生之过程现了某偏差吧？见了歧途而予辛辣的笑骂，当然比步于歧途之上还麻木地哼着甜歌更有希望。

我觉，洪峰主要不是想写小说，主要是在领悟死生，以便看清人的境，以便清一个熟而又熟却万古不灭的问题：生之意义。我不赞成就文学谈文学的意图，文学的起不应该是文学或者文学诺贝尔奖。假设人类穷竭了上述那个问题，文学肯定会以二分钱以下的价格被拍卖。然而，只要人类存在着那个问题便不灭，这才决定了象洪峰这样的作家应该得一稿费，偶尔吃一绝上不了国宴的味佳肴以保持充沛的力。不过，就是给一亿元或者一分不给，文学也不可能被卖给其它行业。为艺术而艺术的合理之仅在于她必得保持自的特和权利，倘有丧失也就不在是她。（譬如文化革命中，其实是没有文学的。）就象谁也没办法让人作什么梦和不作什么梦一样。你着他作这梦别作那梦，他可能就作不任何梦而光是整夜地瞪着睛只剩下一个被迫的想法，或者他就作一个反抗威的梦来令你大为不满意。这是没办法的事。

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我想，艺术活动就是人在寻找自与外世界的最佳相形式（与此同时也必然发现人与外世界的最糟相形式）。人在这发现和寻找中悟到生命的神秘、妙与悲壮，从而使苦难的灵魂走向（不是达到）解放，这便是艺术的意味。这形式有多层次：社会的、自然的、个人与全人类的、全人类与全宇宙的等等，多至无穷。人的语言面对这一现实，显得过于苍白无力，因而无法靠语言的内容把它说清楚，只好靠语言的形式显示意味以便让人们去悟了。因为不您说多少真理，面对无穷的世界也仍然等于0（注意，这儿说的不是法律之类，而法律之类永远需要修正这一也是有意味的）。您不妨把您那些无穷的受借助形式的力量暗示给众人，让别人也面对着无穷来沉思。幸亏我们面对了无穷，这样我们才永远有路可走。幸亏我们又有悟的本事，这样我们才在路上走得有滋有味。谢谢自然之神的巧安排。走吧，无论是苦难还是乐，都是神赐予我们获得的机会。不能停滞，停滞一刻便有一刻的厌倦；不能倒退，倒退让人神不正常；只有走，走一步便获得新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没了。话说回来了：人只有这么一个追寻的过程，或者说是这个过程规定了人的意。灵魂可以达到（不仅是走向）彻底解放么？似乎可以，把这过程就看成目的，把过程中的一切困境都看成实现自价值的机会，灵魂的枷锁就打碎了。又似乎不可以，因为若无灵魂的痛苦又何谓困境呢？要是脆到达到无困境的境地怎么样？对不起无矛盾乃是玩完的征兆。也谢谢自然之神这残酷的安排吧，否则咱们也就没了乐的机会。我常常想，是丑人儿造就了人儿的，漂亮和英俊小伙应谢丑丫和赖汉，万勿恩将仇报。同理，一切想实现自价值的人都应当谢困境。

文学就是人学。人命定要在这充满困境的过程中突围，要在这突围的过程中获得意义，因而文学天生来对这困境有兴趣。艺术不是科学，或者是最不科学的科学，因为我们如果确切地知如何摆脱困境它也就不再是困境了。所以应该让艺术自由想象与思考。在任何现代科学成就之先，差不多都有一个与之合拍的古代神话和哲学猜想，这说明想象是重要的，思考应该是自由的，而这是对若暂时还不懂其妙的人也最终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