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看一看，这些材料为什么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这些材料查到的内容，为什么都恰恰集中在邓小平主政时期，而不是这个时期之前或之后的？这些材料上，为什么没有任何单位盖章，没有任何人员签字？更重要的是，这些材料如果是合法的，为什么不上缴政府有关门归档案，却偷偷地留在这个人自己家里几十年？”

我说：“不在什么国家，私自伪造、截留、复制、散布、曲解档案都是有罪的，更何况你们是在散布早已被废弃的整人材料！”

我想被告应该听得懂，金牙齿有严重犯刑法的嫌疑。

想到金牙齿，我又看了一坐在对面的被告，心想这确实是一个被人家当枪使的可怜人，真有一“弱势”内心更多了一分原谅。

于是委托解士辉律师先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初审责令被告到圳索取我收受别墅的证据，但过了很久再也没有消息。等到再开，有没有“豪华别墅”的问题，突然变成了“有没有听到过这传闻”的问题。有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人作为被告的证人站起来说，听到过。于是，被告胜诉。此外还有一个理由是，原告是“公众人”这方面的法律保护应该减弱。判决很奇怪，我倒无所谓，最大的遗憾是那个“证人”并不是圳朱某，我没有把他从黑暗里引来。

上诉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在终审中引了一个“惟一证人”替被告证明，他在圳“听到过”这“传闻”于是，维持原判，仍然是我败诉，被告胜诉。判决书上郑重地写了这个“惟一证人”的工作单位、职业和名字：“广州《新经济》杂志聘用记者朱××（原件为实名）。”

果然是他，圳朱某，终于被我引来了！但他怎么跑到广州去了？

广州的资记者董晓先生看到他们胜诉的消息后十分震惊，立即到《新经济》杂志社询问，该杂志的营运总监明确回答：“我们杂志本没有这个记者！”

你看，我还是不知他是谁。

全国很多报纸都报了我败诉的消息，却没有一家愿意调查一下，那些“豪华别墅”到底在哪里？

过了几天，北京的报纸以通栏大字标题刊登，那个胜诉了的被告还要到法院反诉我，理由是，我表示过“豪华别墅”的说法是“不实之词”而他则认为连“不实之词”也不能说，因为“没有能力实或没有条件实不代表不想实”我说“不实”是篡改了法院判决。因此，可能他要反诉我不理解他的公事繁忙。希望他真的起诉。当然，他们又必然胜诉。

从此，中国人说话要小心了。不能再莽撞地批判假酒、假药，只能恭恭敬敬地说人家“没有能力不造假或没有条件不造假不代表不想造假”；也不能随便批判盗版了，只能小心翼翼地说人家“没有能力正版或没有条件正版不代表不想正版”更不能说谁是坏人，只能说人家“没有能力好人或没有条件好人不代表不想好人”他们太繁忙了，一时顾不过来。

那位“惟一证人”圳朱某更是繁忙，看到我敢于与他们打官司，便立即把一直指向金老人的矛移向了我。他一边到法院“作证”一边在《山西文学》上连续发表谈话，有一期的醒目大标题是《余秋雨肯定是有问题》，据说这话是我的朋友魏明先生对他说的，一下把他们多年来对我的所谓“历史问题”的诬陷责任，全栽赃到了魏明先生一个人上。

魏明先生立即发表声明表示烈抗议，朱某不得不发表了一份承认“严重失实”的歉，但一转又在《山西文学》上以版条“本刊特稿”的隆重方式发表他与北京那个余某的两次对话，这两个人给我了一系列空前荒诞的政治结论，而且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那两个苍老背影的推崇和依仗。看得来，他们觉得已经完全能够控制法和媒，因此彻底地有恃无恐了，充分地享受着一次又一次胜利的狂。

他们还在不断炫耀自己的有权势背景。例如那个朱某发表了他与原中共圳某工业区退休书记的谈话，其中他对那位书记的谄媚、奉承、捧、歌颂，很少有怕羞的读者能够读得下去。他又借那位书记之，歪曲书记的原意，说金“不得好死”并把这四个字用在标题上。那时，正好是金老人在病床上度过百岁寿辰。

聊可宽的是，这次他们暂时没有对付金老人。我把他们朝我这边引了一引，好让中国读者少看一次鞭挞百岁尊长的凄惨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