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了。

“他们说我既为陈毅翻案，又为陈丕显翻案，因此是刘少奇、邓小平的孝贤孙。”爸爸说。我没想到爸爸上已经压了那么多帽。

这显然是中国源远长的“文字狱”在现代的变，可称之为“大批判文化”这“大批判文化”一旦与前面所说的“大揭发风”相遇合，其效果近似于裂变。“大揭发”有本事把一丝风影说成铁证“大批判”有本事把一声咳嗽判成大罪，结果，只要它们一连手，天底下任何人都有可能快速成为元凶恶、窃国大盗、杀人王。

爸爸的那些“老朋友”、“当年同事”突然衷于揭发，已经使爸爸无招架之力；又不知从哪里闯来这么一个黑边镜的圆脸矮个男青年，裂变立即形成。

其实遭殃的岂止是爸爸，当时中国的万里山河，几乎全都沦陷于由大揭发和大批判而成的灾难之中。

爸爸不能回家了，关押在单位的一个小房间里，只有星期天看守人员休息时纔被允许回家拿衣。批斗会每三天开一次，后来觉得内容太重复，大家听厌了，就改为一星期一次。

最恐怖的事情是薪停发。这是我一直不想开启的记忆闸门，其中储积着太多的悲苦，怕一时泻，连我自己也受不住。但这是全家的承受、老少的煎熬，这是灾难的心、邪恶的杰作，我岂能避过？

爸爸薪停发后，单位里只发放“生活费”当时全国“被打倒对象”的生活费标准是统一的，即每月二十六元人民币。

我至今不知是北京哪个门订下这么一个数字的，查遍所有的“文革”史料都没有查到。然而，这对我来说可是一个冤孽般的数字，天天在脑中盘算，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也许是什么人划定一天一元，扣去四个星期天，变成了二十六？

但是，他们算的是单人。他们真的不知吗，在当时，很多“被打倒对象”有着一个人众多的家，而这个家很可能只有惟一的经济来源？

而且，他们真的不知吗，所有的人在星期天也要吃饭？

当时在我家，这每月二十六元的人民币需要养活以下人：

首先是爸爸自己，关押并不免费饭。那年他四十五岁；

然后是祖母，那年她七十五岁；

妈妈，四十四岁；

我，二十一岁；

表妹，也是二十一岁；

大弟，十八岁；

二弟，十一岁；

小弟，八岁。

一共八个人。没有其它任何收，当然也不可能保留存款，平均下来，每人每天一角。再扣去房租和、电、煤的最低费用，每人每天七分。请当代青年不要误会，这不是指零用钱，而是全生活费。

爸爸在关押室里天天算这笔账，但他已经失去橕持这个家的权力。这个权力，已经落到我这个大儿上。

当爸爸在关押室里期待着叔叔的时候，祖母和妈妈也在家里期待。她们商量几次，也不知如何去信。那天祖母下了决心：“再不去信，全家快饿死了，叫秋雨写，赶快寄！”

据这个决定，妈妈亲自摸到学院来找我。

妈妈认识我小学的全同班同学和中学的分同班同学，却不认识我大学里的任何一位同学。她来到我们学院后到打听，最后终于经一位外系同学指，找到了我的同班同学唐乃祥。

唐乃祥安排她在我们宿舍边的一树下等着，自己则与另一位同班同学王建华分在校园里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