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造反派首领握手叫声“老同学”甚至成为朋友，却绝不可能对那堆泡沫这样。学生中打人打得最多、最凶的，一定是那些哭着、喊着的“反戈一击”者，他们一开始不敢参加造反，后来看到形势大变，造反成了最安全的选择，便转过来大打手，而且主要是打老师。更让人恶心的是老师队伍中的某些人，起先也许是以揭发别人来自保，后来便一发而不可收，天天揭发，月月揭发，年年揭发，揭发对象全是同事。再加上一些卑劣的人事，三天两从档案里抛几条没没尾的材料，变成大字报公开张贴，于是“项目组”林立“批斗会”不断，任何最不可能成为斗争对象的人也不能不天天提心吊胆，全院终于陷了一彻底的混。

据我所知，上海和外地的绝大多数校，情况基本相同。

什么是“文革”灾难的民间版本？我以一个过来人的份提请研究者们注意这样一些场面，而这些场面并不仅仅自我们学院——

一位文质彬彬的老者站起来，指着另一位站着的老者柔柔地说：“我希望你好好回忆一下与反革命分潘汉年的关系。那年他来这儿，你离他只有一步之遥，他与你随意说笑，我虽然听不见，但相信反革命的狗嘴里吐不象牙。他临走时拍了一下你的肩膀，你难能否认，这不是一责任的托？”

一位中年女对着另一位也是中年女的负责人喊一声“你无耻！”让全场吓了一。接下去的愤怒话语是：“你居然当着那么多的面公然说，你年轻时翻过那本书！作为一个，作为一个领导，作为一个女人，你居然说得！广大革命同志，你们知她说的是什么书吗？我实在说不，但今天只能红着脸说来了：金——瓶——梅！”说完她似乎要立即倒在台上，好像猛烈的怒火已经烧她的力，好像她说那三个字已经使她丧失了全贞。一位惊慌不已的女学生把她扶了起来。

这次飘然上台的是一位副教授。当时评个教授很难，因此副教授已经满白发。他在规劝他的一位好朋友：“只要放下包袱，再大的错误也能得到革命同志的原谅。作为老朋友我请你回忆一下，一年前你曾经在教研室提议，开一个主席诗词讨论会。主席诗词只能学习，怎么能讨论呢？难你心中觉得还有争议的余地？因此你提这个议案后，我沉默。我只是沉默，没有斗争，这是我的问题，我今天应该向主席请罪，但是，你呢？”

一位记好得奇的先生又抢过了话筒：“忘了？你可以健忘，却不可以抵赖。我提醒你吧，是在十三年前，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六日下午三时二十分左右，你说了一句有关刘少奇的奉承话。在第二会议室，你坐向朝南，左边三个人，右边两个人，名字我就不一一来了，由他们自己站来揭发。你说那句话之前还清了两次嗓，讲完后喝了一，茶杯是蓝的，你真的忘了？”

两个塑料镜的学生搬着五六本书、一大堆杂志、教材上台了，这情况很少见，像是当场要公布什么罪证，全场立即安静下来。其中一个皱着眉说：““文革”以来，大家衷于批判走资派，但是大学和其它单位不同，最需要批判的是反动学术权威！”这话初一听有一逻辑，发言者觉到大家的注意力已被调动，气更加昂扬起来：“什么是反动学术权威？那就是假权威，不是权威！我们战斗队经过四个月的艰苦努力，已经从全校教授、副教授的著作、论文、教材中找他们是假权威的证据六百多条，真是目惊心！这六百多条证据，将在《红卫兵战报》和《上海工人造反报》上同时刊登，现在，请我们的副总指挥选读其中一小分。”

站在他边的就是副总指挥。那个人拿起一本书，翻到夹着红纸条的地方，开始“说文解字”说的时候还会经常去翻边上的一本字典，上面夹着很多白纸条。他的发言时间太长了，终于有一个穿着红背心的学生冲上台来，大声地背诵泽东语录来阻止：“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文章，…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但台上那两个塑料镜的学生没理他，继续边翻书边讲。穿红背心的学生为了表示抗议，下台后愤而离场，跟着他离场的还有近百人，但整个会场至少有七百多人，绝大多数留下了，津津有味地听着。不是认真地听“说文解字”而是兴奋地听一个个昔日的大专家如何在专业上被两个造反派书生顷刻之间咬得千疮百孔。全场弥漫着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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