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嚼字”

乡亲们真是幽默。

败抱歉的事情是，那位讲语法的老师，由于我不怀好意的转述，成了同学们今后嘲笑『书蠹”的范例。课堂上哪位老师把一件简单的事情讲复杂了，或者讲了半天还没有让大家听懂，一定有顽的男同学轻轻嘀咕一句：“周老师看了王老师一…”

同学们当然都忍不住笑声来。老师很奇怪，他似乎也听到一什么，便问：“怎么回事？哪个周老师？”同学们笑得更响了。

这笑声经常响起，现在回想，那是我在童年时代下的珍贵疫苗，帮我防治了一辈学术行病。

在我以后的文化活动中，什么奇特的事情都发生过，惟独“周老师”怎么也不会看“王老师”一。

但是妈妈还是不放心。她一直在想，那么奇怪的语法课，为什么会让那么多老师去听呢？那背后似乎有一条牵涉到某文化排场的路，但她明白那是一条通向“书毒”的死路，万不能让她的儿走上去。终于她下狠心了，与祖母商量决定，立即采取防范措施：让我接手，为全村读信、写信。那年，我七岁。

第二年，妈妈怀了我的二弟，更把她每夜为村民记工分、算账的事务，也给了我。

我受若惊。不仅是受妈妈之“”而且是受全村之“”从此以后，这间屋的主角和中心，全是我。每天夜晚那些村民切的目光依然穿过腾腾烟雾落到小油灯前，灯光映照着的已不是那位年轻妇女，而是她的儿。

读信、写信，一般是在我傍晚放学以后。记工分、算账，是在晚上。

也有一些比较复杂的长信要在星期天写。现在回忆起来，最复杂的是三家的信。

一家是村东的讨饭。她过去讨过饭，现在早已不讨，住在一间极小的屋里。她有一个儿，参加志愿军，到朝鲜打仗去了。因此她是“军属”小屋门上贴着一张写有“光荣人家”四个笔字的红纸，窗内挂着她儿穿军装的照片。每逢过年过节，村里都会敲锣打鼓地去问，还会送上一粮。但是，这并不能改善她的日常生活。她不知早年受过什么伤，每天我上学经过她家，总能听到她“哎哟、哎哟”的声。她多么希望，儿能寄一钱来，给她治病。但是，作为普通战士的儿显然没有这个能力，而且当时农村医疗系统还没有建立，该到哪里去看病呢？到城里？谁陪去？住哪里？该多少钱？这事，连当时的村长、乡长也无能为力。

她总是星期天早晨到我家来，要我读信、写信。她述写给儿的信，气非常委婉，总说一切都好，夏粮快下来了，只是老病没有好转，儿不用挂念她，好好在前线打仗、立功。她儿的来信，字写得又好又潦草，但我听说她儿没上过学，估计那信是由队的文书代写的。儿的信中总是要讲一段一般形势，然后说到朝鲜天冷，鼻都快冻掉了，接着说我们的战斗情战胜了寒冷等等。老让我回信，又一次说到自己的病，这次不是希望儿寄钱了，而是希望通过队在浙江当地的医生，给她治一治。儿下一封信大概是与队领导商量了，除了写给母亲的一页外还附了一页给乡政府。老立即拿着那页信一拐一拐到乡政府去了，但我知，乡政府的办法十分有限，老的声还是每天从小屋中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