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没有“两槐夹井”一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因而只能闭一只睛算这个考生“用典有据”

这麻烦连一些大学问家也经常遇到。一八九二年廷试，阅卷大臣发现一份考卷中有“闾面”二字不可解，问主持其事的宰相翁同龢是否可能是“闾阎”的笔误。翁同龢以知识广博闻名，低一想说，以前在书中见过以“闾面”对“檐牙”应该算对。事后问那位考生，确是笔误，这一下翁同龢闹了笑话。

但我们在笑翁同龢的时候不会太畅快，因为不可测的中国文化几乎能为任何一肯定和否定提供依据，因此学问越大越会遇到判断的困惑。

那么，考官应该以哪一条平线来与考生对位？谁也不清楚。在这情况下，有的考官甚至完全不相信有客观标准，只相信有一神秘的力量在左右着弃取，便暗暗地用抓阄的办法来领悟“文昌帝君”的旨意。例如清光年问的穆彰阿，就是这么的。

考官们在文化资格上还受到更恶的挑战，即由文化细节而直接诱发政治威慑。考官们不仅避不开朝廷的斧钺，而且也躲不过考生的利剑。最典型的例是公元七三六年李昂任考官，考生李权通过亲戚邻居的关系来走门路，刚直的李昂召集起考生当众责斥李权，并把李权文章中不通的句摘抄来贴在街上。于是李权决定报复，他找到李昂，现了以下一段对话——

李权：古人说过，来而不往非礼也。我的文章不好，现在大家都知了；主考大人也有不少文章在外界传，我也想切磋一下，可以吗？

李昂：有何不可！请吧。

李权：有两句诗“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是主考大人写的吗？

李昂：是的。

李权：您诗中用了“洗耳”的典故。大家都知，这个典故是说古代的尧帝在他的衰老之年不想再统治天下了，要把自己的权位禅让给许由，没想到许由不仅不想掌权，而且本不想听让他官的话，认为那是最坏的话，听到后还到边去洗耳朵。

李昂：…

李权：今天我们的皇上年富力，还远没有衰老到退位的年岁，而且皇上好像也没有把皇位让给主考大人的意思，您洗耳朵什么呢？

听了李权这番话，李昂为考官却惶骇万状，一下了下来。李权的法，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文革”灾难中“造反派”暴徒通过“咬文嚼字”来诬陷栽赃的伎俩。

以前我们更多地关注科举考试中考生们的悲哀，结果造成一印象，似乎是一群邪恶而又愚蠢的考官在胡闹。但是，当我们的视线一旦停留在考官们上，发现他们也在一极其脆弱又极不被人信任的困境中，那么我们就会明白：科举考试本是一个全方位的悲剧。

对中国来说，这是一千年的需要，又是一千年的无奈。抓住它，满手芒刺；丢弃它，步履艰难。

八

科举考试最终的败落，在于它的考试内容。

其实，这也是一个千余年伤透了脑的老问题。历来很多有识之士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此而枪剑，激烈争论。考试主持者们也曾过一系列试验，一次次地改革考试内容，力图使它更适合于选理人才。

考试中究竟是侧重诗文经典，还是侧重社会实务，是人们讨论的一个难。在唐代有很长一段时间，十分重视时务策论，例如元结任州试考官时曾过这样几个试题：

一、你认为应该如何消解当前的藩割据？

二、你认为应该如何使官吏清廉，断绝他们的侥幸所得？

三、你认为应该如何使战中离失所的百姓重新耕？

四、你知粟帛估钱的情况吗？

在大诗人杜甫的试卷中，有“华的漕渠如何开筑为宜”、“兵卒如何休”等题目。白居易则问考生“如何改各级官员的薪俸制度”、“如何解决当前社会上现的农贫商富的问题”等等，都非常切于实用。

这些试题今天看起来仍然觉得不错，但我们也不能褒扬过甚。沉溺于诗赋考试固然太局限了，但是，能对边的现实问题发表一议论的考生，大多算不上什么人才。

更何况，在考试中讨论边的问题，阅卷的困难很大。考官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很容易成为一取舍标准，但这是不公正的。正因为这样，一些大学者倒并不倾心于这方面的改革，他们觉得科举考试也就这么回事了，靠几试题来断定什么考试有用，什么考试无用，未免显得武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