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能是刚正的学者。既然最要命的是“人情不洽”那么，沉下心，换成人情练达。

练达是为了自我安全而机敛藏，是为了避谤躲毁而察言观，是为了左右逢源而多方沟通。练达在无奈中，劳累在灵活中，失落在机巧中，消在宦海中。

其二，座主声誉上的可攻击。

一个文官由朝廷任命而主持全国选人才的科举考试，社会声誉之简直无与比。朝廷为了调科举考试的权威，也有意抬考官的声誉。上文提到过的唐代士及第后有“拜谢座主”的仪式，便是其中一个措施。座主就是考官，士拜谢座主，既有真诚的激，也有实利的考虑。座主既受朝廷任命，自称门生必为自己增光，也许今后会现更多提携的机会。

拜谢那天，新科士们由状元带，骑来到考官宅前，下后恭敬而立，把名纸呈去通报。被迎院后，列队向东而立，考官则向西而立面对他们，接受拜谢。

集拜揖、状元致辞、各别拜揖，然后每位士一一自报家门，尽量把自己亲族中有名堂的人一起扯上。碰巧，也会有考官同宗亲戚中了士，而这位士在辈分上反倒是考官的叔叔，那可怎么办呢？照惯例，士必须自称为侄，而尊考官为叔。（参见《唐语林》卷八补遗）

让叔叔张叫侄一声叔叔，他们两人都会震颤，但震颤得最烈的是封建宗法秩序：仅仅了一任考官，竟然可以让家族理结构为之颠倒！

不仅如此，门生对座主的报答也是终的。连柳宗元都说：“凡号门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河东先生集》卷三十，《与顾十郎书》。）柳宗元等人都十分厌恶门生中那一开始毕恭毕敬，到后来忘恩负义的人，而他们的厌恶在当时几乎也成为一社会共识。绝大多数门生会永久地效忠座主，不愿被大家目为“非人也”的渣滓。因此，作为座主也就拥有一笔比什么都要贵重的生命财富。

以贤明著称的唐代主考官崔群与夫人的一段对话，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夫人劝他什么时候为孙置几庄园，崔群笑着说：“别担心，我已在全国各地置下了三十最的庄园。”夫人大为惊讶，崔群解释：“前年我主考官时，录取了全国各地的考生三十人，他们每人都是一所最的庄园啊！”把一个个门生比作一座座庄园，实在将座主和门生的关系表达得淋漓尽致。

不荒芜不荒芜，这些有趣的谈论显然掩盖了一个最本的前提：科举考试是国家行为，考试的结果怎么转成了考官的私有财产？

柳宗元不是主张过门生对座主的忠诚吗，但他又讨厌文坛上那些拉帮结派之徒，愤怒地指斥他们“贵势，倚亲戚，合则羽翮，生风涛”“有不诺者，以气排之”（《河东先生集》卷二十五，《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讲人序》。）柳宗元的厌恶很能代表当时的文化良知，但这帮派之风恰恰与他称颂过的座主和门生的关系直接牵连。

唐代名相李德裕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这位政治家的仕途十分坎坷，一直于大起大落之中，但他只要复当权，总要对科举制度作一些实质的改革，尤其努力消解座主和门生之间的胶固关系。他在《停士宴会题名疏》中指，及第士是国家挑选的“国”“岂可怀赏之私惠，忘教化之源，自谓门生，遂成胶固。所以时风寖薄，臣节何施，树党背公，靡不由此。”（《会昌一品集》补遗。）为此，他提：不要再叫座主、门生这些名号；士们录取后可以去参见一次考官，今后再也不允许成群结队地去拜谒了；曲江宴、雁塔题名之类立即停止；及第士三五人自己庆贺宴乐一下可以，但不许把当年所有及第者全都集中起来盛宴。

李德裕的这些措施，显然是针对由科举考试所形成的帮派的。但随着李德裕的又一次被贬，这些措施也就烟消云散。

但是，一切有脑的政治家或迟或早都会重新发现李德裕所指的问题。北宋建隆年间朝廷明确下诏，不准把主考官称为“恩门”、“师门”录取考生也不准自称是某某考官的“门生”违者就算犯法。对于这个问题，说得最尖锐的是清代学者顾炎武。他指，正是座主和门生的关系，导致历来“朋党之祸”也就是说，科举制度直接造成了社会祸之源。这与科举制度的初衷，就完全背而驰了。

其三，文化资格上的可攻击。

既然考官们在权力和声誉上都难以自立，那就只剩下文化上的资格了。但可悲的是，他们在文化资格上也没有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