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到序言中去，那就是：他那么会打仗，为什么在笔力上却比他的远祖柔弱得多？相反，他的远祖虽然着一个军事名号，多少年来一直被叫“右军”、“右军”的，却毫无军事才能方面的佐证，只是大在笔墨间。难，这是一拖欠了一千多年的双向戏谑和双向补偿？

明朝是在王明去世一百一十五年之后灭亡的。又过了八十年，已是清朝康熙年间，一些知识分反思明朝灭亡的教训，把目光集中到层文化人的生态和心态之上，重新发现了王明的价值。当时的朝廷知识分李光地说，如果早一有王明，不仅朱棣的“靖难之役”成不了，而且岳飞也不会被“十二金牌”召回。王明这样的“一代贤豪”有胆略、有智慧、有执行力，在绝大多数层文化人中显得孤峰独傲。

那么，明代的绝大多数层文化人是什么样的呢？李光地以最有气节的方孝孺作为分析对象。方孝孺一直被世人看是旷世贤达、国家智，但当危机发生，要他筹谋，只见每一步都错。大家这才发现他才广意、好说大话，完全无法面对实情；但发现时已经来不及了，他所拥的朝廷和他自己顷刻一起败亡。

明代层文化人的生态，被概括为一副对联：“无事袖手谈心，临危一死报君王。”也就是大家都在无聊中等死，希望在一死之间表现自己是个忠臣、是个英烈。平时即便不袖手旁观，最关心的也是朝廷里边人事争逐的一些细节，而且最愿意为这些细节没完没了地辩论。有时好像也有直言抗上的勇气，但直言的内容、抗上的理由，往往琐碎得不值一提，甚至比皇帝还要迂腐昏聩。

笔锋犀利的清初学者傅山更是尖锐指，这喜谈阔论又毫无用的文化人恰恰是长久以来养成的的产，因此只能称之为“儒”他说“儒”的特是陷沟渠而自以为大，只靠前人一句半句注释而自称“有本之学”；见了世间事无所觉，平日只讲大话空话，一见别人有所作为便用各大帽予以扼杀。傅山实在恨透了这么一大帮人，不禁破大骂，说他们是咬啮别人脚后跟的货。

相比之下，更刻的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这些文化思想家。他们不约而同地看了中华文明祸害的最终源是专制君主，是那些“独夫”因此号召文化人把人人应该尽责的“天下”与一家一姓的王朝严格区别开来，不要混淆。一家一姓的兴亡，只是私事；天下民众的生死，才是公事。

这一些思想，是对明朝以来实行的极权统治和文化专制的否定。可惜的是，清朝并没有听他们的，比明朝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这些文化思想家自也想不自己还能什么。

这些文化思想家同样系统地反思了中国儒家知识分的集病症。黄宗羲说，儒家学说本来是经天纬地的，后世儒者却只拿着一些语录一些问答，就着一个虚名来欺世了。他们把生意的人说成是“聚敛”把实务的人说成是“材”把随兴读书、写文章的人说成是“玩丧志”把关注政事的人说成是“俗吏”那他们自己呢？一直以什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这类调掌控天下视听。但是，一旦真的有事要他们报效国家，他们则“懵然张，如坐云雾”这样的情况一再发生，给世人造成一个明确的印象，那就是，真正要建功立业必须走别的门路，与儒者无关。

这又一次及了儒学在明末清初时的社会形象。

与李光地不一样，这些文化思想家对朱熹、王明也有很多批评，认为他们的学说耗费了很多人的力，却无救于社会弊病。因此他们希望中国文化能够摆脱空泛，增加“经世实学”的成分。

遗憾的是，究竟是什么样的“经世实学”他们也不清楚。他们像一群只会把脉却不会药的医生，因此内心最为郁闷。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