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创立于公元七世纪初，在几十年后就传了中国。后来阿拉伯人在长安数量很大，他们一般都保持着自己民族的信仰，因此伊斯兰教在长安的地位也很。

这里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波斯，祆教本是驱逐尼教的，伊斯兰教本是驱逐祆教的，但在长安，它们全都太太平平地安顿在一起了。而且，除了伊斯兰教之外，祆教和尼教早已是失去本土的“亡”宗教，长安都待之若上宾。

一座城市真正的气度，不在于接待了多少大国显贵，而在于收纳了多少飘零智者。一座城市的真正贵，不在于集中了多少生死对手，而在于让这些对手不再成为对手，甚至成了朋友。

一座伟大的城市，应该拥有很多“神孤岛”不它们来自何，也不它们在别的地方有什么遭遇。

这样的城市古今中外都屈指可数，在我看来，唐代的长安应该名列第一。在现代，黎和纽约还差人意，只是，纽约太缺少诗意。

三

每次去西安，我总是先到城北的大明遗址徘徊良久，然后到城东南，在大雁塔下的曲江池边静静地坐一会儿。

我想，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喜说“梦回大唐”、“梦回长安”这是好事。但是，如果真的回去了，哪怕在梦中，可能都消受不了。

一个伟大的时代总有一重的气氛，而这气氛会让陌生人一时眩。很多人一定会说，唐代是我们的，长安也是我们的，岂有让我们眩之理？其实，唐代已经过去太久，我们对它，早成了陌生人。

即便是照李白的诗句选一批今天的“五陵年少”回去，情况也一定尴尬。

今天的“五陵年少”很容易燃起一民族主义滥情，开闭都是“拒绝过外国的节日”、“中国人必须穿汉服和唐装”等。这样一群人一旦唐代长安的街，势必惊恐万状、目瞪呆。长安城里的中外居民，见到他们对每一外来文化都严加防范的神经质表情，也会十分错愕。上前细加询问，他们的申述虽然听起来没有什么语言障碍，却谁也听不明白。

过不了多久，他们中的一半人也许能够清醒过来，开始向长安城里的中外居民虚心求教。而余下的一半，则大多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了“胡姬酒肆”里最放的痞，毁了。

即便是清醒过来的那一半人，要想跨上“银鞍白”像长安人那样轻松消遣，也不大可能了。因为人世间什么都可以仿效，却很难仿效由衷的乐。

我很同情今天的这些“五陵年少”他们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被输了一“世哲学”划界，天天警惕，时时。他们把权谋当了智慧，把自闭当了文化，把本土当了天下。而且，以为这样才能实现“尊严”这怯懦而又狂躁的自卑心理，转就装扮成了龇牙咧嘴的英雄主义和悲情主义，有时也能染一些人，形成一个起哄式的“互结构”结果，心理天地越来越小，排外情绪越来越重，只能由自闭而走向自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