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主人现了。李白写：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度风。

落踏尽游何？笑胡姬酒肆中。

对于这番景象，我想，唐太宗和他的战都不会生气。

几声苍老而乐的嘶鸣从远的唐昭陵传来，五陵年少下的银鞍白竖起了耳朵。一听，跑得更快了。

二

唐代没有“国家哲学”这也是它的可之。

好的学者也有一些，例如编撰《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对我产生过很影响的《史通》作者刘知几。孔颖达这个河北衡人是儒学发展史上无法省略的人，他不仅把儒学的各礼法规范结合在一起了，而且借鉴了家和佛学的一些学理方式，很成格局，受到唐代帝王的支持。本来这很容易构成一思想统治，但唐代毕竟是唐代，再大的学问、再的支持，也不能剥夺他人的神自由。你看，除了孔颖达这样的一代大儒，还有刘知几这样的“自由派”人。刘知几提了以“疑古”、“惑经”为主轴的变易论，现了唐代那追求万象更新、反对盲从古代经典的思想风尚。

儒耶？耶？佛耶？在唐代尽可自己选择。除了少数帝王一度比较偏激外，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对于社会的信仰都很有气量，往往实行“儒、、佛并举”的方针。

我特别注意到，唐代的帝王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愿意悉心倾听，甚至还谦虚请教。例如，唐太宗李世民起初并不怎么相信佛教，后来因为多次向玄奘请教，信仰发生很大的变化，多次拽着玄奘的衣襟说：“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这学生般的态度，之于一代雄主，并不容易。

唐太宗亲自为玄奘翻译的《瑜伽师地论》写了序言，这就是大家知的《大唐三藏圣教序》。书法家褚遂良曾书写过这篇序言，而我最喜的则是弘福寺的怀仁和尚集晋代王羲之行书所组合镌刻的那个碑帖，应该称之为《集王圣教序》吧，我小的时候学书法，就练过它的拓本。

除了儒、、佛，长安也给新传的西域宗教腾了空间。

例如，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教会（NestorianChurch），传中国后被称景教，在长安的义宁坊就建造了一个教堂。

其实，早在公元四三一年，这个教会的领袖聂斯脱利已在欧洲被教廷判为“异教徒”而革职放，他的追随者就逃到了波斯。公元六三五年，这个教派的一位主教阿罗本（Olopen）来到长安传教。对于这个在欧洲早被摧毁了二百年的教派，长安表迎。唐太宗派丞相房玄龄率领仪仗队到长安西迎接，还亲自听了阿罗本的讲。唐代把罗帝国称为“大秦国”因此长安的教堂又叫大秦寺，也叫波斯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