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典型的例，是儒家所追求的“君”这个概念。追求了两千多年，讲述了两千多年，但是，到底什么叫君？怎么才算不是？区分君和非君的标准何在？一个普通人要通过什么样的训练程序才能成为君？却谁也说不清楚，或者越说越不清楚。因此，君成了一没有边界和底线的存在，一团飘浮的云气，一空泛的企盼。长此以往，儒学就失去了一参与凭据。历来参与儒学的人看似很多，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即便是投科举考试的大量考生，也只是照着官员的模式而不是君的模式在塑形。

佛教的戒律步步艰难却步步明确，初一看与佛学的最境界未必对应，但只要行动在前，也就可以让修习者慢慢收拾心情，由受戒而学习定，再由定而一空心污浊，逐渐萌发智慧。到这时，最境界的纯净彼岸就有可能在前隐约了。佛教所说的“戒、定、慧”就表述了这个程序。如果说多数受戒的信众未必能够抵达最境界，那么，他们也已经行在这个修炼的程序中了，前后左右都有同门师友的影，自然会产生一集归属。

与教的修炼目标不同，佛教不追求“成仙”、“长生久视”的神奇效果，因此即便实行戒律也不必承担灵验证明。这本是它的优越之，但到了中国化时期，有的宗派过于依凭悟不尚苦修，轻视戒律教规，固然也帮助不少人完成了神腾跃，却也为更多未必能真正开悟的信众打开了过渡的方便之门。与此相应，在唐代特别行的净土宗也显得过于“易行”这势积累到后来，已现了禅风虚浮的严重后果。这也从反面说明，对佛教而言，持戒修行还是重要的，不能过于聪明、过于写意、过于心急。

由此我想到了弘一法师。他从一个才华横溢的现代文化人佛门，照理最容易选择禅宗或净土宗，但他最终却选择了戒律森严的南山律宗。我想，这是他在决意违避现代文化人过于聪明、过于写意、过于心急的病。这选择使他真正成为一代僧。

当然，历来一直有很多人只是为了追求安心、自在、放松而亲近佛门，本来就不存在修行的自律，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佛教的第四特殊魅力，在于大而人的弘法团队。

中国的诸百家，本来大多也是有门徒的，其中又以儒家的延续时间为最长。但是，如果从组织的有序、参与的严整、活动的集中、内外的可辨识、不同时空的统一这五个方面而论，没有一家比得上佛教的僧侣团队。

自从佛教传中国，广大民众对于佛教的认识，往往是通过一批批和尚、法师、喇嘛、活佛的举止言行、服饰礼仪获得的。一代代下来，僧侣们的袈裟、佛号，成了人们知佛教的主要信号。他们的德行善举，也成了人们读解信仰的直接范本。佛教从释迦牟尼开始就表现人格化的明显特征，而到了遍布四方的僧侣，更是以无数人格形象普及了佛教理念。

西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神职人员队伍也非常大，但佛教的僧侣并不是神职人员，他们不承担代人祈福消灾、代神降福赦罪的使命。佛教僧侣只是家修行者，他们以尚的品德和洁净的生活向广大佛教信徒表率。

他们必须严格遵守不杀、不盗、不、不妄语、不恶、不蓄私财、不买卖、不算命看相、不诈显神奇、不掠夺和威胁他人等戒律，而且持节俭、勤劳的集生活，集中力修行。

修行之初，要依据佛法，观想人生之苦，以及俗之不净，由此觉悟无我、无常；而在行动上去止恶、扬善救难，训练慈悲柔和、利益众生的心态和生态。

与广大佛教信徒相比，家人总是少数，因为家既要下很大的决心，又要符合很多条件。一旦家，就有可能更专注、更纯净地来修行了。家是对一神团的参与，一般四人以上就可能称为“僧伽”在僧伽这么一个团之内，又规定了一系列和谐原则，例如所谓“戒和”、“见和”、“利和”、“和”、“和”、“意和”的“六和”再加上一些自我检讨制度和征问投筹制度，有效地减少了互相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增加了整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