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多了几倍。

但是，正是这个数量，引起另外一些统治者的抗拒。他们手上的至权力又使这抗拒成为一“灭佛”的灾难。

几度“灭佛”灾难，各持理由，概括起来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全国现了那么多自立信仰的佛教团，朝廷的话还有谁在听；二、耗资建那么多金碧辉煌的寺院，养那么多不事生产的僧侣，社会的经济压力太大了；三、更严重的是，佛教漠视中国传统的家族宗亲关系，无视婚嫁传代，动摇了中华文化之本。

第一个灭佛的，是北魏的太武帝。他在信奉教后对佛教抵，后来又怀疑长安的大量寺院完全于朝廷的可控制范围之外，可能与当时的盖吴起义有联系，便下令诛杀僧众，焚毁佛经、佛像，在全国禁佛，造成重大浩劫。幸好他一死，新皇帝立即解除了他的禁佛令。其实，生于中国本土的教本也是厚善良、重生贵生、充满灵的宗教，不存在灭佛的意图。太武帝借灭佛，只是于一非宗教的权力谋略。

一百三十年后，信奉儒学的周武帝以耗费民众财力为由下令同时禁绝佛、两教，其中又以佛教为最，因为它是“夷狄之法”容易使“政教不行、礼义大坏”

又过了二百七十年，在唐代的会昌年间，唐武宗又一次声称佛教违反了中国传统的理德，大规模灭佛，后果非常严重，在佛教史上被称为“会昌法难”

三次灭佛，前后历时四百年，三个庙号都带有一个“武”字的皇帝，把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对于佛教的警惕发得淋漓尽致。后来在五代时期周世宗还采取过一次打击佛教的行动，但算不上灭佛。

由于警惕的基在文化，有些文化人也介了。例如唐代大文人韩愈在“会昌法难”前二十几年就以一篇《谏迎佛骨表》明确表示了反佛的立场。他认为佛教、教都有损于儒家“统”有害于国计民生。他说，佛教传之前的中国社会，比佛教传之后更平安、君王也更长寿。他最后还激动地表示，如果佛教灵验，我在这里反佛，一定会受到惩罚，那就让一切灾祸降到我上吧！

韩愈因此被皇帝贬谪，在半上写下了“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不前”这样杰的诗句，这是大家都知的了。

韩愈是我很尊重的一位唐代散文家，我喜他文笔间的朴厚气势，但对他全盘否定佛教、教，却很难认同。

捍卫儒家“统”的激情，使韩愈在这方面的论述带有明显的臆断式排他倾向。例如他对佛教传前后的漫长历史的总判断，以及他误以为佛教是在炫耀信奉者的长寿，或追求一惩罚的灵验等，都是意气用事的草率之言。他不明白，他所排列的从尧到孟的所谓“统”是一理论假设，而一个泱泱大国的广大民众却需要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这宗教信仰在实际展开时，往往伴有特殊的非理仪式。儒家学者再明，也只是整个社会结构中极小的一分，不应该以自己的思维逻辑来框范天下。尤其是对于他们很少有发言权的关于生命的终极意义和彼岸世界等课题，更不应该阻止别人去思考。

其实，更多文人没有韩愈这么极端。唐代崇尚多元并存，李白近，却又有建功立业的儒家之志；杜甫近儒，却不亲儒；王维则长久生活在禅意佛境之中。即便是与韩愈齐名的柳宗元，也与佛教往密切，公开声称“吾自幼好佛”常与禅僧或师或友。刘禹锡同样如此。白居易对教和佛教都有沉浸，晚年更向于佛。

“安史之”之后，大量的文化英为了摆脱现实生活的痛苦而追求神上的禅定，兴起了一“禅悦”之风，到了宋代更加炽盛。这“禅悦”之风既提升了唐宋文化的超逸品位，又加了佛教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合。后来连儒学的自建设“宋明理学”的构建，也受到佛教华严宗、禅宗的刻影响，达到了“援佛儒”、“儒表佛里”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