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诗人的屈原早已不是当时当地的了。把速朽因素和永恒因素搓成一团，把局因素和普遍因素扯在一起，而且总是把速朽、局的因素抬得更，这就是很多文化研究者的误区。

寻常老百姓比他们好得多，每年端午节为了纪念屈原包粽、划龙舟的时候，完全不分地域。不是当时被楚国侵略过的地方，还是把楚国灭亡的地方，都在纪念。当年的“国界”早就被诗句打通，本不存在政治恨了。那粽，那龙舟，是献给诗人的。中国民众再慷慨，也不会把两千多年的虔诚，送给另一人。

老百姓比文化人更懂得：文化无界，文化无价。

文化，切莫自卑。

在诸多同类著作中，我独独推崇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那一《中国文学史》对屈原的分析。书中指，屈原有好的政治主张，曾经受到楚怀王的度信任，但由于贵族又少年得志，参加政治活动时表现理想化、情化和自信的特，缺少周旋能力，难于与环境协调。这一切，在造成人生悲剧的同时也造就了优秀文学。

这就说对了。正是政治上的障碍，指引了文学的通。落脚应该是文学。

我的说法可能会更彻底一：那些日，中国终于走到了应该有个文学的上了，因此有一神秘的力量派一个叫屈原的人去领受各心理磨炼。让他切验一系列矛盾和分裂，例如：信任和被诬、贵和失群、天国和大地、神游和无助、去国和思念、等待和无奈、自和自灭，等等，然后再以自己的生命把这些悖论冶炼为，向世间呈示一个最坐标：什么是第一等级的诗，什么是第一等级的诗人。

简单说来，这是一通向辉煌的必要程序。

去任何一级台阶，就无法抵达目标，不那些台阶对攀援者造成了多大的劳累和痛苦。即便是小人诽谤、同僚侧目、世人疑惑，也不可缺少。

甚至，对他自沉汨罗江，也不必投以过多的政治化理解和市井式悲哀。郭沫若认为，屈原是看到秦国军队攻破楚国首都郢，才悲愤自杀的，是“殉国难”我觉得这恐怕与实际情况有一。屈原自沉是在郢都攻破之前好几年，时间不太对。还有一些人认为是楚国朝廷中那些臣贼不想让屈原活着，把他死的。在宽泛的意义上这样说说也未尝不可，但一定要编织一个谋杀故事，却没有证据。

我认为，他自沉的选择有更刻的因素。当然有对现实的悲愤，但也有对生命的悟、对自然的皈服。在弥漫着巫风神话传统的山间，投江是一凄的祭祀仪式。他投江后，民众把原来祭祀东君的日转移到他的名下，前面说过的包粽、划龙舟这样的活动，正是祭祀仪式的一分。

说实话，我实在想不屈原还有哪一更好的方式作为生命的句号。世界上的其他文明，要到近代才有不少第一的诗人哲学家这样的选择。海德格尔在解释这现象时说，一个人对于自己生命的形成、境、病衰都是无法控制的，唯一能控制的，就是如何结束生命。

我在北欧旅行时，知那里每年有不少孤居寒林别墅中的雅人士选择自杀。我看着短暂的白天留给苍原的灿烂黄昏，一次次联想到屈原。可惜那儿太寂寞，百里难见人迹，无法奢望长江域湖湘地区初夏时节那郁四野的米香和声。

这想法是不是超越了时代？国诗人惠特曼说：所谓诗人，就是那把过去、现在和将来为一的人。当然，惠特曼所说的是少数真正的伟大诗人。

因此，屈原上本来就包着今天和明天。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