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商》记载，在炎帝的落里“男耕而，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于王”这实在是一个让后人永远向往的太平世。《庄》也有记载，说那个时期“耕而，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庄》的说法，那还是一个“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其实，从其他迹象判断，那已经是一个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时代。

黄帝就不一样了。男的力量大为张扬，温柔的平静被打破，试图追求一更加宏大的平衡。《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习用戈”“修德振兵”“抚万民，度四方”俨然是一位骑在战上俯瞰原野的伟大首领。

黄帝所达到的度，使他产生了统治其他落的雄心。这在大大小小各个落互相杀伐的局中，是一自然心理。而且，从我们今天的目光看去，这也是一历史需要。

大量低层次的互耗，严重威胁着当时还极为脆弱的文明底线，因此急于需要有一力量来结束这互耗，使文明得以保存和延续。于是，鸿蒙的声音从大地传：王者何在？

这里所谓的“王者”还不是后世的“皇帝”而是一不追求个人特权，却能召四方、平定灾祸的意志力。但是，这意志力在建立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无数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往往是与自己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者。对黄帝而言，第一是炎帝，第二是蚩尤。

炎帝的文明程度也比较，也曾收服过周边的一些落，因此很有自信，不认为自己的属必须服从黄帝。

就自立场而言，这“保境安民”的思维并没有错，但就整文明程的“大”而言，却成了阻力。而且，在这个时候他的落已经开始衰落。

黑格尔说世上最刻的悲剧冲突，双方不存在对错，只是两个都有充分理由的片面撞到了一起。双方都很伟大和尚，但各自为了自己的伟大和尚，又都无法后退。

黄帝和炎帝，华夏文明的两位主要原创者，我们的两位杰祖先，终于成了战争中的对手。

作为他们的后代，我们拉不住他们的衣袖。他们怒目相向，使得一直自称“炎黄孙”的我们十分尴尬。说时迟那时快，他们已经打起来了。

不难想象，长年活动在田野间的农发明家炎帝必然打不过一直驰骋在苍原上的力拓展者黄帝。这个仗打得很惨。

惨到什么程度？只知，从此中国语文中现了一个让人目惊心的用语：“血漂杵。”杵，舂粮、捶衣的圆木。战场上血太多，把这样的圆木都漂浮起来了，那是什么样的场面！

这场战争现在中国历史的场，有宏大的哲学意义。它告诉后代，用忠、是非、善恶来概括世上一切争斗，实在是一太狭隘的观念。很多最大的争斗往往发生在文明共创者之间。如果对手是佞、恶，反倒容易了结。长期不能了结的，大多各有庄严的持守。

遗憾的是，这个由炎黄之战首度展示的刻理很少有人领会，因此历来总把一难于裁断的伤痛历史，全然读成了通俗的黑白故事。

黄帝胜利后，他需要解释这场战争，尤其是对炎帝的大量族和民。他对于死亡了的炎帝动用了一个可重可轻的概念：无。至少在当时大家都明白，这不是说炎帝没有德，而是说炎帝没有接受黄帝勇任王者的大。

这说法延续了下来。贾谊的《新书·益壤》记载：

炎帝无，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漂杵，诛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