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不错，而我更佩服的是他书写的那些石刻。字并不多，但一想起就如直面泰山。

对秦始皇的谴责是应该的，但我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却有另一番见解。

我认为，秦始皇有意了两件对不起文化的事，却又无意了了两件对得起文化的事，而且那是真正的大事。

他统一中国，当然不是为了文学，却为文学注了一天下一统的宏伟气概。此后中国文学，不什么题材，都或多或少地有所隐。李白写：“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可见这气概在几百年后仍把诗人们笼罩。王昌龄写：“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秦人为后人开拓了情怀。

不仅如此，秦始皇还统一了文字，使中国文脉可以顺畅地泻于九州大地。这顺畅，尤其是在极大空间中的顺畅，反过来又增添了中国文学对于三山五岳、五湖四海的视野和责任。这就使工意义和神意义，产生了相辅相成的互哺关系。我在世界上各个古文明的废墟间考察时，总会一次次想到秦始皇。因为那些文明的割裂、分散、小化，都与文字语言的不统一有关。如果当年秦始皇不及时以权统一文字，那么，中国文脉早就逸不存了。

由于秦始皇既统一了中国又统一了文字，此后两千多年，只要是中国文人，不生长在如何偏僻的角落，一旦为文便是天下兴亡、炎黄孙；而且，不面对着多么繁密的方言障，一旦落笔皆是汉字汉文，千里相通。总之，统一中国和统一文字，为中国文脉提供了不可比拟的空间力量和技术力量。秦代匆匆，无心文事，却为中华文明的格局行了重大奠基。

六

很快就到汉代了。

历来对中国文脉有一最表面、最通俗的文概括，叫：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在这个概括中，最弱的是汉赋，原因是缺少第一的人和作品。

是枚乘？是司相如？还是早一的贾谊？是《七发》、《虚》、《上林》？这无论如何有拿不手，因为前前后后一看，远远站着的，是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关汉卿、曹雪芹啊。

就我本人而言，对汉赋，整上不喜。不喜它的铺张，不喜它的富丽，不喜它的雕琢，不喜它的堆砌，不喜它的奇僻，当然，更不喜它的歌颂阿谀、不见风骨。我的不喜，还有一个长久的心结，那就是从汉代以后二千年间，中国社会时时泛起的奉承文学，都以它为范本。

汉赋的产生是有原因的。一个大而富裕的王朝建立起来了，确实让人惊叹，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统治使很多文人渐渐都成了“鸿业”的驯臣。再加上汉武帝自己的好，那些辞赋也就成了朝廷的主文本，可称为“盛世宏文”几重因素加在一起，那么，汉赋也就志满意得、恣肆挥洒。文句间那层层渲染的排比、对偶、连词，就怎么也挡不住了。这是文学史上的一奇观，如此抑扬顿挫、涌金叠银、光溢彩，确实也使汉语增添了不少词藻功能和节奏功能。

说实话，我在研究汉代艺术史的时候曾从不少赋作中受过当时当地的气象，颇有收获；但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赋，毕竟那么缺少思想、缺少个、缺少真切、缺少诚恳，实在很难在中国文脉中占据太多正面地位。这就像我们见过的有些名，在重要时段置重要职位，服饰考究，宇轩昂，但一看内涵，却是空泛呆滞、言不由衷，那就怎么也不会真正心情，留于记忆。这，也正是我在过文学史、艺术史的各系统阐述之后，特别要开来用挑剔的目光来检索文脉的原因。如果仍然在写文学史，那就不应该表达那么鲜明的取舍褒贬。

汉赋在我心中黯然失，还有一个尴尬的因素，那就是，离它不远，现了司迁的《史记》。

司迁和《史记》，这是我心中永远的太。

大家可能看到，坊间有一本叫《中国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的书，这是我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艺术学院的分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的课堂记录，在大陆和台湾都成了畅销书。四十七堂课，每堂都历时半天，每星期一堂，因此是一整年的课程。用一年来讲述四千年，无论怎么说还是太匆忙，结果，即使对于长达五百年的明、清两代，我也只用了两堂课来讲述（第四十四、四十五堂课）。然而，我却为一个人讲了四堂课（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堂课）。这个人就是司迁。看似荒唐的比例，表现我心中的特殊重量。

司迁在历史学上的至地位，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说，只说他的文学贡献。是他第一次，通过对一个个重要人的生动刻画，写了中国历史的魂魄。因此也可以说，他将中国历史拟人化、生命化了。更惊人的是，他在汉赋的包围中，居然不用整齐的形容、排比、对仗，更不用词藻的铺陈，而只以从容真切的朴素笔、错落有致的自然文句，到了这一切。于是，他也就告诉人们：能把千钧历史撬动起来浸到万民心中的，只有最本的文学力量。

大家说，他借用文学写好了历史；我则说，他借用历史印证了文学。除了虚构之外，其他文学要素他都酣畅地运用到了极致。但他又不痕迹，明得好像没有运用。不要说他同时的汉赋，即使是此后两千年的文学一旦陷奢靡，不必训斥，只须一提司迁，大多就会从梦魇中惊醒，吓一冷汗。除非，那些人没读过司迁，或读不懂司迁。